先哲将以“道家为内术，以法家为外术”的中国古典政治与“和”联系起来，认为以法治国，“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就能达到无为而治，是“和之至”。《慎子·君人》篇论证说：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出矣。然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赏罚而无望于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大意是：君主治理国家，如果舍弃法制而实行人治，那么诛杀、奖赏、任用、罢免都会由君主个人喜好来决定。这样受到的奖赏即使恰当，受到奖赏的人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受到惩罚即使也得当，但受惩罚的人都期望无休止地减轻罪行。君主如果舍弃法制而以私人的意愿来裁定赏罚的轻重，就会造成相同的功劳而受到不同的奖赏，相同的罪过却受到不同的惩罚，这样怨恨就产生了。因此，分马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用抓阄的办法，并不是说抽签、抓阄比人的智慧高明多少，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去除私心杂念，堵塞怨恨。所以说，君主治理国家要用法治，而不要仅凭个人的主观意愿去做。一切事情都依着法制来决断，君主依法治理国家，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相应的奖赏和处罚，而不把幻想寄托在君主爱好上，人们心里就不会产生怨恨，上下就会和谐相处。）

  上述以法治国、上下和谐的观点是中国古典政治理论的基本主张。古代典籍常把最高领袖（君）、行政人员（臣）、民众比作人体，那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与现代系统论认为社会不是个人加和形成的简单机械，而是一个内部分层的复杂巨系统相似。

  我们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华民本思想是西方民主的“萌芽”，因为民主的多数决机制只有在原子论和机械论盛行的西方世界才会流行。民主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通过投票公民自由意志的加和会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系统论告诉我们，社会整体不是个体的线性叠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此意义上，民主思想的哲学基础很难站住脚，它更不具有普世性特点。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家认为民众容易受情绪会的影响，进而脱离理性。诚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年）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一书指出的，被二十世纪的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那样，在大众的群聚之中，随着集会人数的剧增，人群的平均智力也在不断下降。在一场群众运动中，人群的智力特别是思考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直线下降，反而是激情的演讲、精巧的暗示、耸人听闻的流言，强有力但是却缺乏逻辑分析的语言能够占据上风——这与运动参与者的素质无关。《尹文子》认为只有法度礼乐才能节制民众的上述特性，《尹文子·大道上》说：

  圣王知人情之易动，故作乐以和之，制礼以节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礼乐独行；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私欲寝废，则遭贤之与遭愚均矣。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系于贤愚，不系于礼乐。（大意是：圣明的君王知道人民的情绪容易改变。所以制作乐来加以调和，制作礼来加以节制。使在下位的人不得行其私，所以只有礼乐能够大行于天下。礼乐大行，那么个人私欲就逐渐被废止。个人的私欲被废止，而无论遇到贤明的君主或愚笨的君主都一样。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国家就得到治理．遇到愚笨的君主国家就遭到混乱，国家治乱的根本就取决于君主的贤能与愚笨，而不取决于礼乐制度。）

  《吕氏春秋·先识览第四·乐成》明确反对多数代表真理的观点，认为对于民意，不可不加以认真研究。如果民众反对就停止，是很危险的，历史上许多人都是力排众议成就大功的。上面说：“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讻讻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讻讻之中，不可不味也。”

  中国古典政治理论还根据人情易动的特点，要求最高领袖作民众的道德典范，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西方政治则根据这一特点，用资本的力量操纵大众媒体，进而控制民众，这是极度危险的，我们不能盲目加以学习。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中的“共治”本质上是众人参与的政治，与西方公众以投票形式参与的民主政治不同。在秦汉参政者是指为社会作贡献的人，当时的社会按一个人为社会贡献的大小分配公共权力和经济资源，就是《商君书·农战篇》提出的“不官无爵”，将因功获得的爵位作为取官的唯一途径。《尹文子·大道上》论述“共治”思想时说：

  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大意是：自己做善事使人不能跟从，这叫独善；自己做事精巧让人不能跟着学，这叫独巧。这两者都没有穷尽善与巧的道理。自己行善也能使众人跟着行善，自己做事精巧也能让众人做到精巧，这才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所以圣人治理国家的可贵之处，不在圣人能独立治理国家，而在圣人能与众人共同治理国家。）

  当代中国非对抗性的参与制民主是中国古典政治“共治”思想的延续。我们学习西方，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一时不如人，就要革命，盲目引入西方政治，结果名不副实，这样弄不好会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崩溃——当今世界流行的所谓“民主”不民主、所谓“法治”不法治，所谓“自由”不自由，其弊甚大！智者不可不识！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