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内圣外王、建中立极、通过合作、学习和劳动追求人间幸福的世俗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直接源于夏商周三代王官之学，春秋战国王室衰微，王官之学流散。孔子承王官之学余续，兴办私学，创新传播文化，成为王之学转化为诸子百家的枢纽。孔子以四科培养人才，四科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发展为诸子百家，形成中国文化的主流。所以孔子不仅是儒家的鼻祖，也是诸子百家的鼻祖。诸子百家中儒家最为重视王官之学经典的结集、研究与传播。四科之一的文学就以研究传播经典见长。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中央权威下降，诸侯国间，矛盾复杂，冲突兼并，合纵连横，进入全面对立状态。适应此种政治需要，诸子百家汇集交融，形成以国家治理、战争、外交为主的黄老之学。秦汉时期完成国家统一，建立巩固中央集权郡县制统一国家。应列国纷争而生的黄老之学退居次位，重建王官之学成为时代需要，所以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西汉宣帝、东汉章帝以中央集权国家权威统一观点差异较大的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经学超过诸子百家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

东汉魏晋南北朝，中国政治分裂，社会动荡，人民不能安居乐业，世俗生存陷入生活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失去了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在此社会背景下，佛教传入中国，本土道教形成。佛教道教否定现实生活，通过禅修，掌握自己命运，以追求解脱和长生。佛教道教以个体修行为中心，其理论重点探讨个体生命的心性和修行，经学则强调家国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二者取向不同，一为入世，一为出世。充满痛苦的时代，更多的人们选择了出世的佛教道教，经学衰落。中国地理环境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高原山地多，平原宜居地区少，气候条件也远逊于印度等地区。中国只有通过合作、学习、劳动才能实现生存，缺乏足以支撑脱离家庭社会劳动离世修行的经济条件。经学虽然衰落，依然被坚守。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统一国家再次重建，中央集权政府自觉的将经学确立为居于首位的意识形态。唐朝政府统一经学，编辑《五经正义》，以《五经正义》作为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制定经典，佛教道教仅仅处于辅助经学实现社会教化的地位。  

佛教道教的出世修行取向，决定了其以宇宙论、心性论、修行论见长。佛教道教经典大部短篇都有。经典文本比较通俗，尤其是佛教经典用当时的口语翻译成汉语。这样佛教道教经典的玄妙深刻宏大对饱读诗书古代士人很有吸引力，佛教道教经典的短小精悍通俗易懂又便于普遍传播。这两者都是五经的相对劣势。五经在先秦秦汉时期结集而成，文字的通俗性差，即使借助注疏，阅读难度依然不小。五经文本较长，没有类似《心经》、《金刚经》的短小精悍之篇。再有五经内容长于治国理家和伦理规范，短于玄思。如果经学要与佛教道教抗衡并存，必须弥补自身的短板。唐朝韩愈与李翱开启此项工作，经过北宋五子，至南宋朱熹，五经的短板被补齐。四书成为儒家标志性经典被重新解读，经学发展进入新阶段——理学。首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篇幅相对短小，尤其是《大学》，《中庸》，文本比较通俗，用比较抽象的语言介绍儒家思想和主张。第二，四书中的天命、人性、诚明、大本、格物致知诚意等用语为程朱对其重新解释留下足够的空间，程朱借用佛教心性论、修行论思想对这些范畴重新解释后，弥补儒家经典在形而上学方面的不足。用佛教理论对《大学》、《中庸》等进行重新解释，便是人们常言的援佛入儒，所以理学是儒家经典的佛教化。

理学的形成与传播，积极意义是发展壮大了中国世俗文化，使得儒学能够和佛教道教抗衡，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避免中国成为宗教国家。引导中国古代社会广大士绅阶层安心于基层治理，乡贤成为社会基层的领导和治理力量。其不足是理学的创造者、传播者和服膺者多属于远离国家治理的士绅，他们对国家治理的艰巨性、复杂性缺乏了解和认识，将国家治理简化为道德修养和实践，存在浓烈的道德万能倾向，认为道德修养和实践可以解决国家治理的复杂问题。理学代表了中国古代众多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元朝建立后，蒙元上层统治者为治理广大的中国，将代表广大中小地主阶层利益的理学尊为国家意识形态。明清沿用了元朝的文化政策。这样元明清三代理学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教材和命题以四书为主。由于这种历史惯性，形成了今天理学就是儒学，理学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孝道就是国学等片面认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也是培养文化自信的基础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发挥作用，必须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理学盛行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全面彻底的改变，只有透过理学重新认识理解先秦儒家才能真正做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结合起来，发挥实实在在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