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带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人带来的巨大心灵创伤，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来中国讲学。两年后，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罗素苦口婆心地告诫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千万不要陷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以功利主义为前提的“伪道德”。罗素同时告诫欧洲人，必须学习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他写道：“中国人摸索出的生活方式已沿袭数千年。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然而，欧洲人的人生观却推祟竞争、开发、永无安宁、永不知足以及破坏。导向破坏的效率最终只能带来毁灭，而我们的文明正在走向这一结局。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整个20世纪的历史表明，西方人并没有听从自己智者的劝告，他们还要将物欲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以及建立在这种人生观之上的生活方式推向全世界，哪怕这种人生观会带来更多的掠夺、战争与灾难！因为西方人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称为“文明”，将别的文明称为“野蛮”，不过，今天有了更文雅、却更误导世人的称谓“传统”或“前现代”。

西方世界的这种文明偏见根深蒂固！

250年前，东方巨龙中国陷入了漫长的思想和社会暗夜之中。伏尔泰，这位欧洲启蒙运动的勇猛旗手写下了如下的文字：

“在非难这个大帝国的政府为无神论者的同时，我们又轻率地说他们崇拜偶像。这种指责是自相矛盾的。对中国礼仪的极大误会，产生于我们以我们的习俗为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习俗。我们要把我们偏执的门户之见带到世界各地。跪拜在他们国家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敬礼，而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顶礼膜拜行为。我们误把桌子当祭台，我们就是这样地评论一切的。我们在适当时候将会看到，我们的分裂和争吵，怎样导致了我们的传教士被赶出中国的。”(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21页。)

在1756年才完成的《风俗论》中，伏尔泰这样评论中国与罗马教廷之间已经尘埃落定的礼仪之争。当时的情况是，教宗强调中国信徒不可祭祖祭孔，清廷则严禁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伏尔泰为中国人辩护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西方人误读了中国的礼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伏尔泰似乎不了解，传教士们书籍和信件描述的“礼”已经不是孔子“因人情、节人欲”的礼，而是宋明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礼，这种礼窒息了国人的精神近千年，至今中国社会还没有从这种精神的创伤中彻底解脱出来。最多，我们只是在没有上帝信仰的西方“现代”精神阴影中，不断以反思的形式舔吸民族灵魂的伤口，不知何去何从？最近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则习惯于极其强烈的自我否定和近乎疯狂的精神自虐倾向，连伏尔泰那样对中国传统的冷静和公正心态都不具备！

直到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走出教堂黑色的大门，并在传统宗教之外小心翼翼地开拓精神世界的时候，我们才突然意识到：古老的中国早就存在着这样一种世俗生活形态，她曾经哺育了这个文明五千年，使国人长期健康幸福地生活在理性阳光之下，那是延续中华文明的根。

这种以礼为中心的生活形态强调节制欲望，而不像现代西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一样主张纵欲（有时是禁欲），强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反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竞争。礼是一种人本、自然的生活方式——它以齐死生、等去留的大道为旨归，以内静外敬为基础礼仪规范，以因人情、节人欲为基本礼义原则。

生活形态的不同直接影响了东西方文明范式的不同。（如图六）

图六：

从上图我们看到，与西方消费主义不断激发人类欲望、纵情自恣相反，中华礼义文明主张节制人类欲望，少私寡欲，以达到人类无限欲望与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动态平衡。

因为资源的有限性，欲望越强，人类幸福之路越窄，人的幸福感越容易减少；节制欲望，相对于有限的资源，等于拓宽了人类幸福之路，人的幸福感也就越容易增加。故《老子》云：“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四十四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四十六章）隋代大儒王通也说：“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文中子中说•王道篇》）

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坚持当代西方主流社会放纵欲望的生活方式，还是遵循因人情、节人欲的华夏礼义之道，这是人类必须做出的生死抉择！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