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顾近万年来世界上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我们发现，只有中华民族摆脱了人类文明幼儿时期宗教神话的影响，建立了一种理性的精神生活。它是如此“异类”，以至于几个世纪以来海内外的学者们多难以说清：中国人整体上相信无神论还是有神论？中国社会有宗教还是没有宗教？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健康完备、足以安身立命的精神生活？

摆脱上述问题蕴含的西方话语体系，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伟大的信仰体系。中国人关于生活观念的描述散见于诸子百家的典籍之中，包括《管子》黄老心术四篇，分别是：《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管子·心术下第三十七》，《管子·白心第三十八》和《管子·内业第四十九》。

与西方文明强调主体和客体，神性与人性、此岸与彼岸不同，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没有上帝创世的传说，也没有原罪观念。他们的世界观是一元的，宇宙是自生自创，永恒变化的，没有任何神秘主义的色彩。世界不在上帝喜怒无常的掌握之中，有其自然展现的规律，一个人可以通过道德修持安定心志，将自已的灵魂融入到宇宙大 “道”之中，并通过敬天、敬地、敬祖宗、敬父母、敬他人、敬众生，在现实生活中以“礼”的形式实践道。《管子》的作者坚信，一个人只有履道而行，才会幸福地生活，所谓“小取焉则小得福，大取焉则大得福”（《管子·白心第三十八》）。

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就对道的真谛孜孜以求，道家作为中华原生文明的主体走在了这一精神远征的前列。与西方典型的思辨哲学不同，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概念“道”是内在悟入的，这是一种陈来教授所说的“体验的形上学”。（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人民出版社 ，1991年，第413页。））

《老子·第一章》就指出，道与名、有与无的互补关系。道不是外在于作为主体的人，她与人是同体的，二者在有无的变化中展现，成为无穷变化的门户所在。在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中，没有给上帝留下过多的空间。《老子》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大意是：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可以用言词说出来，不是永恒的“名”，“无”是天地的本始，“有”是万物的根。从“无”中去观察“道”的奥妙，经常从“有”中去认识“道”的端倪。“无”和“有”两者，来源相同却具有不同的名称。它们都可以说是很幽深的；极远极深，是一切变化的总门。）

紧接着，《老子》论述了诸多偶对体的互补关系，他们相反相因，相生相克，落脚点在于人当“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后来，中国思想家将上述偶对体的互补性质延伸到生与死的辩证关系，齐死生，等去留，意识到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自在本质时，以道为基础的生活大厦便真正矗立了起来，它形成了中国人数千年笑傲生死的逍遥气派——没有天堂虚幻的完美，没有上帝惩罚的恐怖，她的人生舞台上是无垠的天地，她的生命尺度是无限的永恒。中国人的这种豁达气魄一直持续到魏晋一代，潜流更远！

明人，《菜根谭》的作者洪应明有一名联云：“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

今人赵朴初大居士亦曾说过：“生亦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牵挂。”

据《孔子家语》，孔子将人生的终始看作道化生的自在过程，生是阴阳变化的起点，死是阴阳变化的终点，并指出事物的本质便是有始有终的，从中我们看不出任何一点对死亡的恐惧和迷信色彩。《孔子家语·本命解第二十六》上载孔子答鲁哀公语：“分于道，谓之命，形于一，谓之性，化于阴阳，象形而发谓之生，化穷数尽谓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终也，有始则必有终矣。”

尽管《庄子·德充符第五》曾引用老子的话说：“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但庄子应是最早系统地将老子辩证哲学引向生死观这一信仰领域的人，《庄子》不厌其烦地论述了生死同一的关系。《庄子·内篇·齐物论第二》完整阐述了包括生死在内的万物齐一思想。可悲可叹的是，有的中国学者在总结庄子“齐物论”时，一方面说它是从无到有的本体论，另一方面又说它是涉及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论；一方面说他倾向主观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又说是也有某些唯物主义因素；一方面说他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另一方面又说他具有丰富的辩证法内容。一百多年来，将中国活生生的哲学贴上“传统”的标签，运送到称为“现代”大学的屠宰场，将他们打成思想碎片之后再装入西学哲学的模子，这样生产的思维产品最多不过是不伦不类的杂种。至于庄子到底想阐述什么，则不是这些“文化屠夫”所关心的。

《齐物论》强烈关注生死这样的终极信仰，从彼此、生死、是非的角度论述虚心待物，因顺自然，生命与天地齐同的哲理。文中说：

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大意是：彼方出于此方，此方也依存于彼方。彼此是相互并存的。虽然如此，生中有死的因素而向死转化，死中有生的因素而向生转化，肯定中有否定因素而向否定转化，否定中有肯定因素而向肯定转化；由是而得非，由非而得是，因此，圣人不经由是非之途而只是如实地反映自然，也就是因循自然。此也是彼，彼也是此。彼有一个是非，此也有一个是非，果真有彼此之分吗，果真无彼此之分吗？彼此都没有它的对立面，这就是物通为一的规律。）

《淮南子》继承了老庄的生死观。主张不为物所累，“轻天下”、“细万物”、“齐死生”、“同变化”。《淮南子》的作者甚至不主张中国传统的健身方法导引之术，认为真正懂得大道的人与时变化，自然而然，不需要刻意追求这些。《淮南子·精神训》上说：

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岂木也，犹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尝死也，其所生则死矣；化物者未尝化也，其所化则化矣。轻天下，则神无累矣；细万物，则心不惑矣；齐死生，则志不慑矣；同变化，则明不眩矣。（大意是：树木死后，其绿色的颜色也随之消失。能让树木生存下来的哪里就是树木本身？这就像使人形体充实的不是形体本身一样。因此，产生生命的东西是不死的，而它所产生的生命则会死去；化育万物的东西是不变的，而它所化育的万物则会变化。所以，看轻天下，你的精神就不会劳累；看小万物，你的心神就不会惑乱；将生死看得相同，那你就会无所畏惧；将变化看成没变化，那你的眼睛就不会昏花。）

接下来《淮南子》列举了尧轻天下，禹细万物，壶子齐生死，子求同变化的例子。

显然，《淮南子·精神训》所言的“未尝死”的“生生者”，“未尝化”的“化物者”，类似佛家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佛性。所以要真正参透生死，光从事理上明白是不够的，还是切切实实地去践行。否则，在纷繁的万丈红尘中会迷失，很难真正达到齐生死，等去留的逍遥境界。

（节选自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