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时，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笔者心头：为何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会在中华大地上早熟？ 显而易见，重要的一点是国人的思维方式，先圣从六千多年前就试图从整体角度观察世界，用整体尚中（平衡）的哲学方法解决现实问题。对于人体和经济这样的复杂巨系统，关注整体极为重要。先哲自觉运用系统论黑箱原理，通过对价格的把握，用储备调节市场。他们关注的不仅是人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更关注二者的持续平衡发展；他们关注的不单单是生产和消费，更关注供给和需要的平衡；他们关注的不仅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还有二者间利益的均衡。文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你会感到西方文明在某些方面相当落后。华佗在公元二三世纪就发明了麻沸散，而西方医学家使用乙醚进行全身麻醉是在19世纪40年代，长时期内欧洲人在外科手术以前，先把病人用棍子击昏，或者放血至昏迷后再进行手术；西方人直到20个世纪初还用烧毁农作物、向河里倾倒牛奶等方法解决市场不平衡问题，而中国早在三千年前就用储备碾平经济周期。 直到今天，西方主流经济学仍不能脱离牛顿世界观的影响，相信理性经济人的加和能够带来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市场的自动平衡。现代系统论证明：对于复杂的巨系统来说，系统并不是其要素的简单相加，整个系统会显示出与要素完全不同的独特性质。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一定走向自动平衡，有时会走向更加远离平衡的状态——至少在经济学领域，今天亚当·斯密的理论已经成了中世纪的神学！ 催生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早熟的市场经济。考古证实，到商代晚期，平民已开始用当时的钱币贝做随葬品，少者一枚，多者数十枚，说明当时商业活动和商品经济到了一个相对发达的阶段；另外从商代制陶器、骨器等的手工业场所规模也能看出，当时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发展。 李文治、江太新二位先生在《中国地主制经济论：封建土地关系发展与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3月）一书中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发现，秦汉时期，中国农民经济商品率能达到20％乃至20％以上，相当高！他们指出，当时以一家一户为经济单位，生产的主要是粮食，其他产品获得都依赖市场，这就决定了农民离开市场就无法进行再生产。 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西欧中世纪那样自给自足的领主庄园，不过中国有些学者不管这些。他们坚定地认为，西方有奴隶制中国就要有，西方有自给自足的封建时代，中国也要有一个——甲午战争以来，西化思想之愚昧常常如此！ 华夏文明至晚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完备的国民经济核算和行政考核体系——上计制度，内容包括：户口、垦田数、财政收支、治安、绿化等多个方面。《后汉书·百官志》补注引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 尹湾汉简中有相当完整的上计档案，除了上述几项，还包括：赈济贫困、矜老幼尊高年、拯救流民等多项；西汉宣帝时，颖川太守黄霸曾因“蓄足功用”等业绩获“治为天下第一”的好评。《汉书·黄霸传》中记载他“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蓄养”。 可见，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国民经济核算和行政考核体系比以GDP为核心的西方模式更全面。GDP只是一个社会中在核算期内所有常住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总量，是资本的总流量，除了战争条件下，几乎不能作为国民福祉的标尺，更不用说它根本就没有算上环境成本。于是中国有人从西方引进了绿色GDP，就是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问题是环境成本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根本不能实际操作。 让我们少一些作秀和愚蠢，回归绵延不绝、持续发展万年的中华文明本身吧！未来，从环境到金融，中国古典经济学必将成为人类经济理论的新起点。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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