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那样，产品储备是诸多古代社会共有的。古埃及就有了国家粮库，主管官员地位很高。《旧约·创世纪》记载，约瑟建议法老在7年丰收之年储备了大量粮食，然后在接下来的7年大荒中发了横财，约瑟的政策是以王权的名义囤积居奇，获得暴利；罗马人也有大量粮食储备，目的和早期中国人一样——储丰防缺。据说，公元前4世纪，罗马至少有291家公共粮库，储备的粮食足以支撑首都居民7年之需。

西方没有入侵前的印加和印度都有大量物资储备。印加人的储备相当丰富，储备物资除了粮食，还有羊毛、棉花和各种金属。近代，法王路易十四设立了皇家粮食管理局，负责军用粮食的公开采购。美国弗吉尼亚州1632年立法要求每一位超过18岁的农民都应当为公共粮仓贡献粮食。

西方世界的储备多停留在“积谷防饥”阶段，其学者们对储备的见解亦有天壤之别。莱勒（John Labor）认为储备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减少；马克思则持相反的见解，认为储备的三种形式（生产资本的形式，个人消费基金的形式，商品储备或商品资本的形式）就绝对量来说可以同时增加，但是一种形式的储备会在另一种形式的储备增加时相对地减少；法国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西斯蒙第认为储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缺陷；亚当·斯密则认为储备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现象，农业经济社会历来都是吃上顿不管下顿——显然亚当·斯密有点信口开河！

人类文明史上，只有中国人将储备作为经济、金融思想的核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本商品的储备，二是商品储备货币的发行。至晚在春秋时代，基本商品的储备和商品储备货币的发行理论已经相当成熟。

如同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就接受了负数概念，而西方人到19世纪还称负数十分荒谬一样。笔者认为西方人长期关注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而没有关注储备的原因，是他们的思维方式的与中国人不同。在系统论诞生以前，西方人缺乏从整体角度思考事物的能力，其经济学总是力图从生产或消费方面解决问题，没有意识到从生产和消费平衡的整体角度解决问题。

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常平仓制度引入西方后，商品储备及商品储备货币才正式进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

《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在讲储备原则时没有像《逸周书·大匡第十一》中那样清楚，只是强调了储备的重要意义。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计然的储备原则，以及如何用储备调节市场。计然明确指出，国家绝对不能如投机商一样囤居以求高价（不能学约瑟和埃及法老），要根据市场价格的波动随时平衡物价。司马迁引用计然的话说：“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即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即时购进，视同珠宝。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司马迁还说，越王勾践按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就富有了，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称霸中原。

关于商品储备货币的发行理论，公元前524年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时阐述得简单明了，核心思想是：统计财货的多少，权衡钱币的价值，如果钱贬值过多，就发行重币，使重钱和轻钱按照一定比价流通，所谓“量资币，权轻重”。《国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中说：古时候，天灾降临，于是统计财货，权衡钱币的轻重，以便赈济百姓。若百姓嫌钱轻物重，就铸造大钱来行用，于是有大钱辅佐小钱流通，百姓都得益。若百姓嫌钱重物轻，就多铸小钱来行用，同时也不废止大钱，于是有小钱铺佐大钱流通。这样，无论是小钱、大钱，百姓都不感到吃亏。

具体操作层面，《管子》轻重十六篇论述的相当细致。作者指出，国家经济工作首先要统计出“资”和“币”，才能根据轻重原则调节市场，增强国力。统计内容包括：一个乡有土地多少？用费的一般标准多少？粮食总值多少？还有一个县的人口多少？土地多少？货币多少才合于该县需要？谷价多高才合于货币流通之数？全年计算供应口粮后，余粮多少？一乡的女劳力全年进行纺织，其成品多少？应当把成品按时价算出总值，全年供全部人口穿用后，余布多少？还要有另外一组统计项目，调查土地的情况。

统计好物资、货币后，就可以用信贷、市场和行政命令等办法调节天下了。这个过程中，国家总要掌握商品储备的主动。尽管《管子》一书中描述的全部情况并不一定是历史事实，甚至有些夸张，但作为一般的调节市场原则仍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总体统计完成后，就计划发行一笔经过全面筹算的货币。对于预计其土地收成超过口粮消费的农户，主动借钱给他们。大户多借，小户少借。山地和中等土地的农户，全年口粮不够消费的，也借钱给他们，以保持其最低生活水平。次年，年景好，五谷丰登。官府就对据有上等土地的农户说：“政府贷给你们共多少钱？乡中粮食的现价多少？请按照十成减三的比例折价还粮食。”这样粮价就会上涨，币值就会下跌。因为上等土地的余粮被官府掌握起来，中等土地又无法补足山地的缺粮，故粮价将上涨十倍。但山地农户因已有国家贷款，接济其不足，也不至于过分损失。只是上等土地的余粮及时被国家掌握，使粮价坐长了十倍。这时对妇女所生产的布帛，只要合于国家需用，都加以收购并立下合同。合同按当地市价写明：“官府无钱，但有粮。用粮食折价来收购。”这样又用卖回粮食办法清偿买布的合同，国家需用的布帛便可以解决。接着粮价又降回到原来水平了。再贷放经过统筹发行的货币，再进行囤集粮食，粮价又上涨十倍。这时通告豪富之家和高利贷者们说：‘国君将巡行各地，尔等各应出钱若干备用。’还通告邻近各县说：“有存粮的都不准擅自处理。如果巡行用粮不够，国君将为解决人马食用向民间借粮。”邻县地区粮价受到影响，又坐涨十倍。国君便下令说：“从富家所借的钱，一律以粮食折价偿还。”这样，粮食的市价又会降下来了，币值又要上升了。全国的统计理财工作都可按此法行事。（《管子·山国轨》原文：然后调立环乘之币。田轨之有余于其人食者，谨置公币焉。大家众，小家寡。山田、间田，曰终岁其食不足于其人若干，则置公币焉，以满其准。重岁，丰年，五谷登，谓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币于子者若干，乡谷之櫎若干，请为子什减三。”谷为上，币为下。高田抚间田山不被，谷十倍。山田以君寄币，振其不赡，未淫失也。高田以时抚于主上，坐长加十也。女贡织帛，苟合于国奉者，皆置而券之。以乡櫎市准曰：“上无币，有谷。以谷准币。”环谷而应策，国奉决。谷反准，赋轨币，谷廪重有加十。谓大家委赀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币。”谓邻县曰：“有实者皆勿左右。不赡，则且为人马假其食民。”邻县四面皆櫎，谷坐长而十倍。上下令曰：“赀家假币，皆以谷准币，直币而庚之。”谷为下，币为上，百都百县轨据。）

无论是“以谷准币”还是“以币准谷”（“以币准谷”还包括官员俸禄不再直接发给粮食，而是换算成货币，类似现代的工资，目的是让国家掌握更多的粮食储备，支撑粮食价格），《管子》都将商品本位货币的应用推到了极致，这里商品储备货币已经不单纯是为了稳定价格，还能通过可控的价格波动直接从市场获利。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管子》强调国家资本调节市场并取得财政收入，反对单纯通过税收获取财政收入。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