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她脱离了宗教神话的影响，相信“神不胜道”，不是超自然的上帝，宇宙人生的自然秩序（道）才是真理之源。这使得华夏文明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将生态秩序放在第一位。尽管现代西方文明也把环境问题看得十分重要，学印第安人大讲“地球母亲”，但他们仍然用资本主义“资本至上”的原则，而不是自然原则组织经济生活。

先哲何时脱离神话影响过渡到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呢？

据甲骨文记录，它可能发生在商朝末年，当时祖先不再是恐怖的需要用各种宗教仪式安抚的对象，他们变成了值得尊敬的会赐福子孙的灵魂。日本学者伊腾道治总结第三期后半期、第四期卜辞（大致相当于公元前12世纪中叶以后）内容特点时说：“这一时期，祖先是在另一个与活人相同的世界里生活的；同时，与祖甲时代相比，人们更明确地意识到祖先是赐福于子孙的，从而确立了祖先崇拜。”（伊腾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10月，第27页）

这一转变是重要的，它表明在神话中人性的因素正在加强，那种通过祭祀占卜将人类的命运委于神权的时代终将结束。《逸周书·文酌解第四》总结周文王的行事特点时，尽管仍主张尊敬神灵，但已经将卜筮降到了无足轻重的地位，指出占筮不吉也要善其所为，龟卜虽吉也要居安思危。

周穆王的史官在记述前朝诸国败亡的教训时，单列出古国玄都氏重视鬼神、不重人才、相信占卜、重用神巫而灭亡。（《逸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原文：昔者玄都贤鬼道，废人事天，谋臣不用，龟策是从，神巫用国，哲士在外，玄都以亡。）

西周末年，当芮伯良夫向厉王进谏的时候，已经屡屡讲“道”。《逸周书·芮良夫解第六十三》：“小臣良夫叩头谨告天子，作为百姓的父母，只要尽到他的职责道义，远方人没有不服从的。如果不讲道义，身边的臣妾也会背离。百姓归向恩德。有德百姓会拥戴，无德百姓就仇恨。”（原文：予小臣良夫，稽道谋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道，无远不服，无道，左右臣妾乃违。民归于德，德则民戴，否则民雠。）

西周以后，中国人不仅政治生活中讲道，经济生活也讲道，并发展出了完备的按时节安排生产的法规体系（即月令）和经济管理体系（详见《周礼·地官司徒》）。

经济领域的自然之道包括：按照自然生产的周期进行生产，顺时取物；维护生态持续的生产能力，蓄足功用；节制消费和资本，用之有节。

《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顺时取物总结为：山林不到季节不举斧子，以成就草木的生长；河流湖泊不到季节不下渔网，以成就鱼鳖的生长；不吃鸟卵不吃幼兽，以成就鸟兽的生长。打猎有季节，不杀小羊，不杀怀胎的羊。牛犊不拉车，马驹不驱赶奔跑。土地不失其所宜，万物不失其本性，天下不失其时令。

由于现代人已经不知中国古典经济理论顺时取物的原则，所有的生产都按工业化逻辑，持续不间断地进行，严重浪费生物资源。以我国为例，尽管1995年就实行了海区伏季休渔制度，但那两个月的休渔时间能保证恢复生态的生产能力吗？由于长期捕捞过度，有些沿海居民不得不转产。

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还没有类似“年积材量”的概念，用以框算生态的持续生产能力，但其中明确规定：不杀怀胎的母兽，不砍未成材的树木，不错过农事季节。像这样下去十年，有十年积蓄的为王，有五年积蓄的称霸，没有一年积蓄的灭亡。生产十用去一，财富会堆积十层；生产十用去十，财富会很快耗尽。财富堆积十层的为王，很快耗尽的灭亡。

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日本人乱砍了一次，建国后又大砍了两次，上世纪90年代基本砍没了。相对我们的祖先，当代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太野蛮？现在大讲封山育林，那些原始森林生态的恢复可能要上百年，可现代工业手段砍光地球上的森林是很快的。我们必须要蓄足功用——为万世子孙、人类的持续发展计。

《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谈到节制消费和资本“用之有节”时，只是泛泛提到：不做骄纵奢侈之事，不做过分浪费的事，不贪恋于华美，柱子刮皮不加雕饰，屋顶用茅草覆盖，为百姓珍惜费用。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明确反对消费主义及资本的无限扩张，特别是在政权分立、领土有限，资源紧张的情况下。虚拟人物泰奢主张用一味刺激消费的方法发展经济，管仲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说：“按规定，天子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管辖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管辖七十里，男国管辖五十里，彼此像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致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不大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过分奢侈的办法，不可用于领土狭小的国家。”（《管子·事语第七十一》原文：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泰奢之数，不可用于危隘之国。）

自凯恩斯以来，刺激消费和信贷扩张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资本膨胀造成的恶果已经显示出来，甚至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电动汽车早就发明了，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通过了《零排放法案》(Zero Emissions Man date)，以降低汽车尾气对环境和公众健康的危害，该法案规定加州1998年售出的新车中，零排放的汽车要达到2%，2003年达到10%。在美国大石油公司的压力之下，与燃油车、混合型动力车和氢燃料电池车相比拥有环保节能、费用低廉等优越性的电动车却退出了市场，最后在亚利桑那的沙漠中被绞成钢铁碎片。

在自然资源越来越紧张的今天，西方文明依旧用消费主义支撑着他们的经济增长，自己的资源不够就用经济、战争手段去掠夺，人类何时能脱离西方海盗文明的野蛮呢？

中华文明，西周初年已由山虞、森衡、川衡、泽虞、迹人、矿人等官员管理自然资源。比如矿人的职责是掌管出产金玉锡石等的地方，为之设置藩界和禁令而加以守护。按时采取，选择开采地，绘成地图交给开采者，巡视是否有人违犯禁令。（《周礼·地官司徒第二·矿人》原文：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

遗憾的是，直到2007年我国稀土生产才由指导性改为指令性生产，其他矿产资源的乱挖乱采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

由于汉白玉资源有限，中国一向有节制地开采汉白玉，主要用于国家标志性建筑，一般人不得随意开采使用。但引入市场经济后，汉白玉资源这些年很快就枯竭了。要建中华世纪坛，被称为汉白玉的中华世纪坛石碑不得不用糙白石顶替，结果碑体很快就风化裂缝——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节制消费和节制资本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自然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逸周书》屡次强调，国家要保证商人有足够的资本。（《文政解第三十九》：“商工受资”；《大聚解第四十》：“商不乏资”。）周初政治家吕尚直接将大农、大工、大商称为国之三宝（《六韬·文韬·六守》）。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节制资本的目的是百姓均平，不像当代美国那样让特殊利益集团通过资本绑架整个社会。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