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后,儒家“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思想深入人心,士大夫常以言利不耻,最后中国本土经济学轻重术几乎成为绝学。 公元266年,晋武帝司马炎要朝臣们拿出经济国家的具体主张,当朝的士大夫们竟弄不清楚何为“轻重平籴之法”。雄心壮志,欲平江表(苏南,浙江及皖南部分地区)的司马炎抱怨:“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此事久废,希习其宜,而官蓄未广。言者异同,未能达通其制。”(《晋书·食货志》) 与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衰落相伴随的,是秦汉标准化工业管理体系的解体—东汉崔寔(约100~168年)在其《政论》一书中记述了当时军工业管理体系崩溃的情况,他指出东汉初年国家对工业十分重视,所以才产生了“蔡大仆之弩”、“龙亭九年之剑”这样的利器。而崔寔时代却到处都是伪劣产品,以至于连边疆军民都自己制作兵器。崔寔认为国家失去军备上的优势,兵器质量下降的基本原因是对工匠没有激励机制,责任不明确,不能作到赏罚分明。《政论》原书已轶,引文来自清代严可均的辑本: “旧时永平建初之际(指公元58年至84年——笔者注),去战攻未久,朝廷留意于武备,财用优饶,主者躬亲,故官兵常兵器精利,有蔡大仆之弩、及龙亭九年之剑,至今擅名天下。顷主者既不勅慎,而诏书又误,进入之宾,贪饕之吏竞约其财用,狡猾之工复盗窃之,至以麻枲被弓弩,米粥杂漆,烧铠铁焠酰中,令脆易冶。铠孔又褊小,不足容入。刀矛悉钝,故边民敢斗健士,皆自作私兵,不肯用官器。凡汉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铠弩之利也。今铠则不坚,弩则不劲,永失所恃矣……《月令》曰:‘物刻工名,以覆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今虽刻名之,而赏罚不能,又数有赦赎,主者轻翫,无所惩罚。夫兵革,国之大事,宜特留意,重其治罚。敢有巧诈辄行之罪,罪勿以赦赎除,则吏敬其职,工慎其业矣。” 崔寔或许不会想到,后来“物刻功名”的信托责任体系竟成了儒家士大夫在作品上题字的雅趣。 至清末,外国观察家发现,中国的技术水平在某些方面已经落后于两千年前。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是圆明园西洋花园的主要设计师。这座举世惊叹的艺术皇冠最壮观之处是它的水法,即人工喷泉。其喷口是十二生肖,在西方人让中国工匠浇铸这些动物喷口时,郎世宁发现中国人的治金技术已是今不如昔,他写道: “水法需要大量的金属构件,但是,制造一根标准的铜管都很艰难。帝国在冶炼和浇铸等领域的落后远远超过了我的估计。圆明园中藏有很多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青铜器,它们的铸造水平确实很高。两千多年的时间,这个庞大的帝国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停滞状态。” 最后,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如同孕育她的母体一样,只剩下任人宰割的命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全面引入,中国学者开始用西方经济学为手术刀肢解中国古典经济理论。 结果是灾难性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被残酷而野蛮地割裂成:李福星《孟子经济思想》(1926)、李慎言《孟子的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1931)、何大受《孔子政治经济思想》(1933)、黄汉《管子经济思想》(1936)、王守直《孔子的经济理论》(1940)、马元材《桑弘羊及其战时经济政策》(1944)、俞寰澄《管子之统制经济》(1944)…… 至于那些企图完整论述中国经济史的作者,不过是努力将这些被肢解的尸块用逻辑的胶带粘连在一起: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1926)、李权时《中国经济思想小史》(1927)、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1936)、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一部三卷,分别于1962、1963、1981年出版),等等。 王亚南1946年就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概念,但他指的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范式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他自己也承认,经济学只有一个西方经济学!悲夫! 这里,我们要做的不是继续堆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尸块,我们已经有力量克隆活生生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本身。 克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首先是找到基因。我们找不到商以前可信度很高的文献,甲骨文已经发现100多年了,但其中几乎都是对卜辞的零星记载。所以我们看到的可靠历史文献来自西周,最早的当属《尚书》。宋明儒家奉为至宝的《古人尚书》被清人证明是伪书后,《今人尚书》的地位提高了。 由于《今人尚书》也遭到过儒家“义理化”删改,所以“删《尚书》之余”、被儒家扔进纸篓的《逸周书》显得特别宝贵。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按照《逸周书·世俘》的记载,用天文学软件定出武王克商年代后,《逸周书》的可信度明显增加。今天,人们在重新编《尚书》的时候,已经将《逸周书·世俘》作为真《武成》编入。进而言之,刘向所述《逸周书》“盖孔子所论百篇之馀”的说法是可信的,《逸周书》是本来面目的《尚书》——它是中华文明的胚胎,从中我们能发现完整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基因。 公元前1117年春,周文王临终前曾向太子发(周武王)讲述治国大道,内容包括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逸周书·文传解第二十五》中阐述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原则包括:自然原则、均平原则和储备原则。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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