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1123年（殷帝辛三十五年）周文王建立国家储备制度并执行与商品储备相联系的货币政策，到公元1937年“现代证券之父”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894～1976年）出版《储备与稳定》一书，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相似做法比西方商品储备货币理论早了三千年。

无法走出甲午战败的阴影，100多年来已对中华文化丧失自信心的人马上会断定这是“国粹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夜郎自大！是“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的最陈腐的老生常谈！是“一切古已有之”愚昧思想的牵强附会……幸好本杰明·格雷厄姆在写这本书的时侯谦逊地加了个副标题，以提示人们这一理论的中国起源：A modern ever-normal granary，正确的中文译法是：现代常平仓！

在西方环境经济学出现以前，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就将生态纳入了经济管理和国民核算体系；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依旧迷信市场会“自动”带来均衡的时代，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早已经将百姓均平理论数理化；当西方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希望以“商品本位货币计划的创始人”的身份流芳百世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实践这一理论数千年之久。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具有现代意义。它出色地解决了人与生态环境的均衡，以及通过储备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平衡问题。《管子》开篇一语道破了至今仍困扰西方的上述问题，书中强调经济生活必须符合自然本身的生产原则，并用储备碾平市场经济周期。（《管子·牧民第一》原文：“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

最集中论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理论的文献是《管子》一书，主要在后面的轻重十六篇。书中认为轻重理论发轫于中华文明之初的伏羲时代。甘肃大地湾等处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结构简单，人们还处于胼足脂手、刀耕火种、开拓蛮荒的时代。

《管子·国准》记载，从周人开始（确切地说是从殷末开始）中国人开始用储备调节经济。据说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虞舜当政的时代，断竭水泽，伐尽山林。夏后氏当政的时代，焚毁草薮和大泽，不准民间增加财利。殷人当政的时代，不许诸侯经营牛马畜牧事业，还限制他们制造武器和工具。周人当政的时代，统一管理有技能的人才，集中储备各种物资。

作为一个族群对自然环境的反应，自然灾害常常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兴起的催化剂。《管子·山权数》记载，在水旱之年，夏禹和商汤都曾用发行货币的方法缓解危机，似乎夏朝和商初并没有商品储备制度。

作者写道：“商汤在位时有七年旱灾，夏禹在位时有五年水灾。人民没有饭吃以致有出卖儿女的。商汤用庄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夏禹用历山的金属铸币，来赎救人民无食而出卖儿女的。所以，君主对于天时水旱不能掌握防备，人力和土地财物也都无从掌握了。因此，成王业的君主总是每年贮蓄粮食十分之三，三年多就能有够吃一年的贮备。三十七年就能有够吃十一年多一点的贮备。每年贮蓄收成的三分之一不至于伤害民生，还可以促使农民重视农业并勤奋劳作。这样即使天灾毁坏土地，发生凶旱水涝，百姓也不会有死于沟堑或沿街乞讨的了。”（原文：汤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无粮卖子者。汤以庄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禹以历山之金铸币，而赎民之无粮卖子者。故天权失，人地之权皆失也。故王者岁守十分之参，三年与少半成岁，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与少半。藏三之一不足以伤民，而农夫敬事力作。故天毁埊，凶旱水泆，民无入于沟壑乞请者也。）

在甲骨文中，我们发现了商王让自己的臣下巡查仓廪的记载：“己巳卜，贞：令吴省在南廪。”意思是说，商王命名吴之人省视在南地的仓廪，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国家级别的公共储备。

作为“孔子删尚书之余”，《逸周书》对周人完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作了极其详细的阐述。其中两章最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籴匡解第五》，二是《大匡解第十一》。表面上看来，两者都是讲殷末周人是如何救灾救荒的，但《籴匡解第五》采用的主要是救济节约和政府到市场买粮，措施包括：施舍用物以赈济穷困，国君亲自巡察各方灾情，卿大夫参与告籴，庶子协助运粮。开仓同吃，民不藏粮（原文：舍用振穹，君亲巡方，卿参告籴，余子倅运，开禀同食，民不藏粮）。按照《国语·鲁语》的说法：“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

公元前1123年的周文王时代，的确发生了很严重的饥荒，因为除了《逸周书》，地下文献《竹书纪年》也作了记载，上面说：“（帝辛）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大匡》首先讲了文王召集各级官员商讨救济之道，然后阐述了具体政策，其中储备和金融手段变得极为重要：

“对官员的任职进行了考察，了解了各地该办的利民之事。就得想法赈救灾荒。广泛救助灾民，官员不得违抗。查究清退骄顽凶残的人，收捕放逐对抗不满的人。谨慎地联系那些怠惰的，使什伍自相担保。感化劝勉游手好闲的，把事情办得合于节度，一年四季都顺顺当当。使农夫各自养家，家家男子都出门耕种。仓廪分设各地，各地命令农夫纳粮。按规定征收谷物，竞相比赛积藏。藏粮不要买卖，否则市场就不再均衡。布散公家的钱币，乡正作借贷的担保。丰年也不急于偿还，真正进行救助，便于辅助百姓生财。百姓财生食足，再征收赋税。按人口供给食物，人人有饭吃才可征取赋税。外地食物不足，就开关周济粮食。粮食少的就不转运，孤寡不得抛弃。粮食多的不必留存，要转运外乡。边城粮食不多，也不必多留，足够众人守城就行。派出众人，赶着车子运粮，不分早晚地运送。”（原文：官考其职，乡问其利，因谋其灾，旁匡于众，无敢有违。诘退骄顽，方收不服，慎惟怠堕，什伍相保，动劝游居，事节说茂，农夫任户，户尽夫出。农廪分乡，乡命受粮，程课物征，躬竞比藏，藏不粥籴，籴不加均，赋洒其币，乡正保贷。成年不偿，信诚匡助，以辅殖财。财殖足食，克赋为征，数口以食，食均有赋。外食不赡，开关通粮，粮穷不转，孤寡不废。滞不转留，戍城不留，众足以守，出旅分均，驰车送逝，旦夕运粮。）

为贯彻上述政策，周政府还发布文告，决心打击黑市和囤积居奇的投机行为，保证金融和市场的稳定，维护商人的利益。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在商末周文王时代已经完成其理论基础。如果将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比作一个人的成长，就会发现它大致可分为发育期（伏羲氏至周文王，约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1123年）、成熟期（约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衰落期（公元前1世纪开始，至今也没有实现复兴）。

经过管仲、李悝、桑弘羊，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在战国秦汉时期逐步成熟，其具体内容我们将在后面详述。这里要指出的是：管仲的轻重理论、范蠡的平粜法、李悝的平籴政策、桑弘羊的平准均输、耿寿昌的常平仓，王安石变法……尽管这些政策的实施背景和范围有很大差别，但他们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即通过基本商品的储备，稳定价格，调节市场，实现百姓均平。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