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即祖籍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或昌黎先生，其文集称做《昌黎先生文集》。

韩愈是唐中期的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他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反对虚饰铺张的浮华文风。韩愈著名文章有《原道》、《原性》等，而其最为普及的文章则是《师说》，《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更是广为称颂。笔者2020年4月11日下午用百度检索“韩愈、原道”，相关结果是259万条；检索“韩愈、师说”，相关结果是1190万条，检索“传道、授业、解惑”，相关结果约14,90万条。可见《师说》远比《原道》更为普及流行。

《师说》为韩愈勉励其弟子李蟠而作，文中名言佳句甚多，比如，“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知名度和美誉度最高的还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然而很多人不清楚韩愈所提倡的道中裹着一柄屠民刀。

韩愈《原道》研究宣扬儒家之道，贬斥佛教和道教。他认为，儒家之道的核心是仁义，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义较好理解，道就是按照仁义的标准去实践，德是说践行仁义的动力在于自身。

韩愈说，儒家之道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依次相传，五经是是儒道精神的载体，礼乐行政是儒道的法则。儒道表现在社会阶层和经济上是士农工商各安其业，表现在政治和伦理上是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之义。

韩愈“道里藏刀”

韩愈残民的论述长期被人们忽略或漠视。韩愈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其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1】一个成熟的社会，君臣万民各有其责，各尽其职。当出现不称其职的现象时，在韩愈看来，君主不尽其职，只是失其所以为君，大臣不尽其职，只是失其所以为臣，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不接受任何处罚，而当万民不尽其职时，韩愈认为应该直接诛之。直接诛杀不交税、不劳动的万民，博爱之谓仁的博爱去哪了？仁又去哪了？韩愈的博爱只是对君的博爱，对臣的博爱，对万民只有屠刀。

韩愈漠视先秦儒家的重民思想

韩愈号称他所鼓吹的道是儒家之道，韩愈应该知道孔子说过“谨而信，泛爱众”【2】，也应该知道孔子说的“为政以德”，泛爱众难道不包括无法纳税的人吗？以德为政，难道就是用诛的方法对待交不起税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吗？孔子的学生冉求为季氏家族聚敛财富，孔子说：“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3】孔子认为万民可以攻杀聚敛之家臣，没有说过直接诛杀万民的话。反之，孔子主张治国理政者只有保证万民的温饱和安全，才能赢得万民的信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4】万民有纳税的义务，君臣同样有足食的义务。万民不能维持温饱，当然无法纳税，韩愈却主张直接诛之，无论如何都不能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据。

韩愈说儒家之道传至孟子接近中断，韩愈应知道孟子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孟子认为优秀的治国者会保障百姓基本生存，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6】孟子极为重视民生问题，指出小家庭用以维持生存，需要百亩之田和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主要生产主粮，五亩之宅除了居住，可以种桑和饲养家畜。如果民生问题都难以解决，却要求民纳税，民用什么来纳税呢？只能不交税。民不交税，韩愈说：诛之。

《孟子》中没有诛百姓的主张，反倒有“诛一夫纣”的说法。齐宣王问孟子，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伐纣，应该是臣弑君吧？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7】韩愈主张诛不纳税的民，而孟子完全没有此类看法，反而认为不称职的纣死于武王灭商是“诛一夫纣”。

韩愈之道不是孔孟之道，是无耻士绅之道

我们在孔孟的言论中完全找到不到儒家主张诛杀万民、百姓的主张，反而可以找到万民可以攻击聚敛之臣，诛一夫纣的看法。韩愈主张诛杀不尽义务的百姓，其主张绝不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的主张，而是中唐以后逐渐壮大的士绅地主阶层的主张。韩愈打着儒家的旗帜，修正先秦儒家的重民思想，将士绅地主阶层的私活塞进儒家思想，本质上这是先秦儒家思想的倒退，是打着孔孟反孔孟，高举仁义背叛仁义。

不同版本《昌黎先生文集》中收录的《原道》一文关于君臣民不尽责一段内容略有差别，出现了两个版本。北宋中期以来，江南地区成为士绅阶层的渊薮，士绅是韩愈文章的主要读者。江南地区刊刻的《昌黎先生文集》中的《原道》内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魏仲举注的《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刊刻于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魏仲举，建安人（今福建省南平市），他自编自刻《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售卖盈利，主要读者是东南士绅。《五百家注昌黎文集》中《原道》关于君臣民失职的文字是“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无“能”字，—失“则失其所以为臣”一句），民不纳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时其上，则诛。”【8】魏仲举将大臣不尽职的不同版本文字放置在注中。据此可知两个版本的内容差异主要在大臣不尽职上，《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正文中大臣不尽职的叙述后面，没有“则失其所以为臣”之句。南宋中期蜀刻《昌黎先生文集》此部分内容是这样的；“君不出令，则是其所以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能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9】

蜀刻《昌黎先生文集》的原道正是《五百家注昌黎文集》中《原道》注文所指的版本。根据读者群来说，北宋中期以来，东南地区经济文化发达起来，士绅地主阶层不断壮大，至南宋东南地区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刊刻韩愈文集的坊家书肆为讨得士绅的欢心，或故意或接受士绅的建议，将《原道》文中“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篡改为“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这样大臣不尽职就可以免受韩愈的责备了。

两宋时代是士大夫的乐园。北宋建国之际，宋太祖赵匡胤就为后代立下了“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10】的誓言，保护士大夫的特权。南宋黄震说南宋最大的问题是官多、民穷、财匮、士大夫为耻。估计江南版本《原道》篡改这句话就是为了减轻一部分无耻读者的愧疚感吧。

蜀地，位居长江上游，远离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江中下游，无耻士绅数量较少——这当是《原道》能够保持原文，没有被篡改的原因吧！

注释：

【1】《昌黎先生文集》第二册，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3-284页。

【2】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年版，第76页。

【3】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年版，第196页。

【4】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年版，第207页。

【5】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年版，第530页。

【6】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年版，第328页。

【7】蒋伯潜解：《四书新解》，华东师大出版社2017年版，第338页。

【8】《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崇文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9】《昌黎先生文集》第二册，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10】《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