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面对席卷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首当其冲,其抗击效果有目共睹——目前基本阻断了疫情的传播。 本来,中国经验有利于西方国家更早地准备、更有效地阻击疫情,事实却不是这样。他们很大程度上漠视中国经验,开始时有政客甚至天真地认为,只有黄种人会感染新冠肺炎,后来干脆要清算中国“隐瞒”疫情的责任,以100多年前老牌殖民帝国的强盗逻辑,要中国赔款。 即使在全球疫情大爆发的今天,西方主流社会仍对中国卓有成效的抗疫经验视而不见——他们正在为自己的傲慢付出血的代价! 抗击疫病远非只是卫生医疗问题。此次中国初步控制疫情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要的是社会治理层面,中国政府能够深入基层,全国一盘棋,依靠强大的教育、法治手段“关紧水龙头”,从城市到乡村,严格管控人员流动,有效阻止了病毒的人际传播。 用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的话说:“水龙头不关,拖地板再起劲也是徒劳!” 西方学界和政界许多人如何看待中国政府的高效行政能力呢?他们称之为威权主义,专制政治,并明确指出自由民主的欧美国家不能学习中国这种模式。2020年4月2日,意大利驻美大使威力奇欧(Armando Varricchio)在美国梅瑞迪恩国际中心(Meridian International Center)举办的一场网络研讨会上表示:“我们(意大利)并不天真,我们清楚得很。是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正提供意大利亟需的医疗器材,但同时,我们完全了解,我们不该接受中国借由所谓‘软实力’公众外交,试图输出的那一套论述。” 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大禹时代到公元21世纪的共产党执政时代,我们持续积累了四千年的国家治理经验,建立了一种天下为公,以民为本,超越党派,贤能共治的大一统王道政治体系,怎么到了西方人和西化的中国学者嘴里都成了威权和专制政治。中国是有君主,但他并不是西方民族国家形成时那种“朕即国家”的专制君主,中国元首服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君死社稷),更要服从国家法律。 中国古典政治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强调,君主绝不能让私心、私欲左右法律,否则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失序,君主只有最后的拍板、“独断”之权。他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人主失守则危。君释法任私必乱。”(《商君书•修权》) 20世纪初废除君主制度后,中国人共产党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激活、发展了王道政治——消灭了控制基层的士绅地主阶层,政权再次深入基层——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党组织直接管理人民,从食品到健康,国家对人民承担无限责任。这些特点在此次抗疫过程中显得十分突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是中国传统王道政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机结合。大疫当前,西方国家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于自己的政治文明体系,不能让个人自由成为传播病毒,损害公共利益的理由。“关紧水龙头”就必须实现有效的基层管理。人命关天,生命是最宝贵的,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人权吗? 除了“关紧水龙头”,中国抗击疫情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如何“拖地板”,如何用医疗手段防治疫情。这方面公认的经验是中西医结合。 中医具有高度成熟的系统理论,如同中华政教一样持续发展了数千年的医疗体系。不能因为其理论体系与西方基于还原论、对抗疗法的医学体系不同,就贬低、甚至否定中医。 疫情当前,人类较彻底地认识新冠肺炎病毒、研制出特效药和疫苗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时,中医的优势就显露了出来。在不能消灭病原体的情况下,中医能多点出击,迅速建立起一条阻击病毒的长城。所以,此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无论是在轻重转重症、重病治疗,还是在防止复阳方面,中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是中华文化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生生之具,为中国人的健康保驾护航了数千年。它上通道德心性,下达政治经济,显示出了中华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圆融性——对于西方碎片化的知识体系来说,其统一性特点特别值得信息化时代的现代人重视。 过去500年西方文明征服全球所带来的傲慢,正让西方世界付出惨痛的代价。他们不仅失去了团结,也失去了理性。忽视别人有效的、积累了数千年的社会治理、医学实践经验,这是目前其确诊人数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除了西方主流社会的文明傲慢,西方人不愿深入学习中国抗疫经验,也与中国诸多学人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有关——他们不能向世界说明中华政教和文化的本质。 今天,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严重不对称。中国引进翻译的西方学术著作汗牛充栋,西方引进翻译的中国学术著作凤毛麟角。中国很少学人系统研究本土知识体系,多用西方翻译过来的概念,模棱两可地描述中国现实。有的国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如何从孔老夫子那里开出西方自由民主来——这使中国抗疫经验模糊不清,甚至成了威权专制的罪证。 此次抗击疫情中,西方主流媒体最为关注的合乎自己品味的方方日记!可怜的是,方方日记无论从权威性还是建设性方面,都乏善可陈! 中国的经验也不是完美的。中国对疫情的反应速度尽管比一般西方国家并不慢,但还有太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尽管我们政权深入到了基层社区,但仍然不能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基层,实现基层自治,以至于不得不用“干部下沉”等方法,将科层治理发挥到极限。 另外,西方的国情、文化背景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是要将自己的政治经济体系,医学观念强加给别人。但中国人有责任将自己好的经验,有理、有据地介绍给全世界——这与不同的人文价值观念、政治制度认同无关,目前关键是如何通过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更有效的治疗措施,“关紧水龙头,拖干净地板”,将病毒扫地出门,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人命关天!人命关天!人命关天! 希望西方社会少些对其他文明的傲慢,希望中国人更多了解自己的文化和现实。历史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互相学习、交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之一。 今天,在大疫流行的全球化时代,践行这一点尤其紧迫!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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