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学是一切学术和事业的基础。由于21世纪西方学术在世界范围内的独尊，大量与我国现实脱节的概念被引入，导致中国目前名实混乱已经到了极点，而纠正这一问题的工具名学也早已成绝学。 首先，中医藏象理论确立的重要原则就是“因变以正名”，联系《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上下文，可知这里的“变”是阴阳之变，然后是五色、五味之变，进而通于脏腑功能之变；这里的“名”指阴阳、五色、五味、脏腑诸象之名；这里的“因”，是应因、静因之意，所因者，变也；这里的“正”是使名实相符，名副其实。我们看到，藏象理论是描述动态诸象之间的关系——“因变以正名”，可谓深得中国文化之精髓。《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引岐伯与黄帝对话说：“帝曰：善。余闻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同时，“因变以正名”还体现在辨证施治这一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之中。人体是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同一种病，在不同病人身上、在不同病程、不同季节都可能有不同的变，施治方法当然也不可能全同，甚至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才真正达到了“因变以正名”。西医的理论架构是静态的，不讲“因变”，总想找到病与治之间的机械对应关系，在这点上，中医自有其高明之处。
另外，名学告诉我们：“有形者必有名”，但也存在“有名者未必有形”的情况，如人体的非解剖结构经络就是“有名而无形”。无形，不是不存在，其功能、事理在焉，仍然可以通过“名以定事，事以检名”来获取真知。用《尹文子·大道上》的话说：“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而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文意：有形状的事物必定有名称，有名称的事物不一定有形状。有形状而没有名称的事物，不一定会失去它的形状、颜色等特征。有名称而没有具体形状的事物，不根据名称去检验具体的事物，则往往出现差误。所以，有时用事物的名称来检验事物的形状，有时根据事物的形状来确定事物的名称，有时用事物的名称来规定事物的种类，有时根据事物的种类来检验事物的名称。弄明白了事物的形状与名称之间的关系，那么事物的形名关系与事物之间的道理，就无法隐瞒了。）
山东中医药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主任祝世讷教授将“发现人的非解剖结构”作为中医的重要发现之一。非解剖结构，如经络，无形，但科学证明它是存在的。他说：“中医学对人的解剖结构有一定研究，但更重要的是认识了非解剖结构，最杰出的代表是对经络和五藏的认识。经络的客观存在已为世界公认，各种现代研究验证的经络循行路线与中医的论述基本一致，但寻找经络的解剖结构的各种努力均告失败，证明经络有结构但没有解剖形态。中医既认识了解剖形态的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又认识了非解剖形态的心藏、肝藏、脾藏、肺藏、肾藏，许多人力图将‘五藏’归并为‘五脏’，但所有的现代研究都证明，两者不是一回事，五藏是人体的功能子系统，没有独立的解剖形态。例如肾藏的生理、病理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甲状腺、性腺）’内分泌轴的功能相关，与肾脏相去甚远。从中医的这些发现可以揭开人的非解剖结构的面纱，开辟人体结构研究的非解剖时代。”（祝世讷：《中医西医为什么不可通约》，载《大众日报》，2013年5月18日。）
西方文化过于重有形物质层面的东西，将无形功能层面的许多东西排除在人类经验之外，这不是一种健康、理性的态度。
王明华先生，在读您的大作《中医西医不可通约实为可通约 》时，有一段话让我感触特别深，您说：“我认为‘中医’的官方英文概念表达非常错误，不断造成误解和误传，使‘中医’很受伤、被歧视，需要讨论和改变。TC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翻译的根本错误在于只强调传统，而丢掉了现代，因此被误认为不能与标榜现代的西医（MWM ，Modern Western Medicine） 相比较和抗衡。‘中医’也就被贴上了故纸堆里老古董的错误标签，拿出来治病救人，甚至部分中医自认为不科学而底气不足，也因此被方舟子等叫骂为‘伪科学’。”您说得多好啊！TCM不仅是翻译错误，更是西方人强加在中医身上的“鄙名”，将中医污名化。这类鄙劣名称的现实结果就是“以名害实”，这是中医“很受伤、被歧视”的逻辑基础。（参阅拙著《正名——中国人的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6月，第135~139页。）这类名称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中太多太多了，19世纪西方人最初发明这类鄙名为了证明殖民主义的“政治正确”，现代人应用这类鄙名则多出于历史惯性和愚昧无知！如果说《黄帝内经》属于传统的，那么它何尝不属于未来？！很难想象，即使在两千年后，还有什么中医理论能够取代《黄帝内经》的基础地位。鄙名将导致逻辑混乱，现代学术中鄙名极多，学人日用而不知——诸君慎之，再慎之！ 当然，名学与中医理论的关系还有太多需要研讨的地方，比如通过“白马非马”这一论式，可以推知“死人非人”，即解剖学上的尸体不等于活生生的人，这使我们重新思考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西方医学的局限性所在。（节选自翟玉忠先生答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主任，浙大智慧医疗管理研究所王明华所长的一封信，收入翟玉忠先生《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一书，该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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