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是以天地间“自然的人”为基础的精准医学，她辩证施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变化无穷。相对于以解剖为基础的，将死人、甚至小白鼠等同于人的西方医学，它更接近真相。从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的角度能清楚看到这一点：根据“白马非马”论题，白马不等于马，我们可以推出“死人非人”，死人不等于人。很可惜，两千年来名学被讥为“诡辩之学”，已成绝学。翟玉忠先生全面阐释名学推理方法的《正名：中国人的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书也已绝版。本文选自该书《名学十三篇·白马论第二》的“名学论今”部分，从中我们看到：名学不仅对于中国古典学术，对于现代科学也有重要的意义 。 科学总是以自然女神的忠实信使自居，不过它有时也靠权威垄断一切，蔑视一切。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年）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1962年），阐述了科学范式的存在及其特征，在理论上将科学推下了自然的神坛。 库恩指出，科学理论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个别命题的集合，而是由许多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命题和原理组成的系统整体，库恩将之作范式。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探索、教育和训练中形成的共同信念，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思路，为他们提供了考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共同方法，从而形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传统，并为其发展确定了共同方向。 请注意，科学范式不仅被证据和推理所支撑，而且还被各种个人偏好，偏见，政治因素等人为因素左右。也就是说，科学范式代表着某一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持有的关于自然的价值判断，而这一价值判断并非只来自实验证据。库恩认识到，科学范式会变成阻碍科学进步的力量，有时新的实验证据无论多么令人信服，也很难让科学家改变自己的思想定势。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细胞生物学教授斯蒂芬·罗思曼（Stephen Rothman）作为一名资深科学家，似乎比一般人更能理解科学范式的本质，他在《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Lessonsfromthelivingcell：Thelimitsofreductionism，2001年）一书前言中写道：“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看，而且无论为善还是为恶，科学总被认为是一种收集和解释关于自然事实的理性的、无偏见的、客观的工具，由此，它提供一种关于自然属性明晰而严密的认识，并最终试图以此控制它们……对科学的上述理解，只是一种思维理想化的结果。当刚刚步入科学领域的研究生第一次学着开展并解释他们自己的实验时，便马上会直接面对科学的真实世界。他们会发现，科学事实中是可塑而又不确定的，而且并非总是无可争议的；在很多情形下，与其说科学对事实的解释是在运用着严密的理性逻辑，毋宁说是在提供着某种意见。”（[美]斯蒂芬·罗思曼：《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李创同、王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如该书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斯蒂芬·罗思曼博士是从对西方学术的痼疾——还原论的批判开始的——政治学中，西方学术将社会还原为具有充分判断力的理性选民；经济学中，西方学术将社会还原为能够理性决策的经济人。大量的研究表明，现实中所谓的理性选民和理性经济人根本不存在。 在自然科学上，还原论强调整体没有超越其构成部分特性的自己的特性。诚如笛卡尔所强调的那样，如果一件事物过于复杂，以至一下子难以解决，那么就可以将它分解成一些足够小的问题，分别加以分析，然后再将它们组合在一起，就能获得对复杂事物的完整、准确的认识。笛卡尔忘了，“白马非马”，白马不等于马，“部分（之和）非整体”。 今天我们知道，还原论研究思路常常导致错误的结果。研究显示，某些细胞因子在生物体外能显示与生物体内相反的特性。一个著名的例子是：IL-2是一种免疫细胞活化后产生的细胞因子，纯化的IL-2在体外可以刺激T细胞生长，故也被称为T细胞生长因子。科学家利用基因敲除技术去除小鼠基因组中的IL-2基因后，小鼠因此丧失了产生IL-2的能力。按还原论的逻辑，这种小鼠T细胞的数量与功能将大大下降。但结果完全相反，IL-2基因敲除的小鼠表现为T淋巴细胞大量增殖，淋巴结肿大，并表现出明显的自身免疫病症状。显而易见，IL-2在体内具有促进T细胞凋亡的功能，而在体外则会刺激T细胞生长。 罗思曼博士特别提出了“强微观还原论”这一概念，他指出：“这种强形式的微观还原论所强调的是，我们能根据事物的潜在结构——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的全面知识，来达至对所有现象的理解。的确，以此观点看来，强微观还原论才是我们获得精确认识的惟一途径。它意味着，所有关于较大客体的事情，都能够归因于它们的组成部分。换言之，客观事物的整体及其任何方面，完全是由它的基本组成部分为构成原因的，或由这一基本组成部分所引发的。”（[美]斯蒂芬·罗思曼：《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李创同、王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书中，罗思曼博士举了一个由强微观还原论而产生严重问题的案例，关于蛋白质分子传输的囊泡理论。如罗思曼博士指出的，这个今天在细胞生物学中居基础地位的理论，“其实是一种自明原理与猜测、假说与理论、偏见与信仰、方法与证据交织在一起的奇异混合物”（[美]斯蒂芬·罗思曼：《还原论的局限：来自活细胞的训诫》，李创同、王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囊泡理论是将名与实混淆后产生的，罗思曼博士称之为“本末倒置”的归纳法，即认为功能可以从结构中推演出来，囊泡理论也因此被认为解剖学证据证明为真，事实上在电子显微镜下解剖学提供的只是静态的几何图形，与大自然动态的真实事件完全是两回事。因为“白马非马”，“死人非人”，“切片的细胞非细胞”，西方医学和生物学建立在解剖刀下的死人（细胞）基础之上，中医则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医方法在逻辑上更加可靠、精准。 
（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