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以前，先哲多反对用儒家思想代替中国古典政治学的核心法家。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儒家要君主作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臣下随从。这样一来，君主劳累而臣下却得安逸。至于他们关于大道的要旨，主张舍弃刚强与贪欲，去掉聪明与智慧，将这些放在一边而用术治理天下。但精神过度使用就会衰竭，身体过度劳累就会疲惫，身体和精神受到扰乱，就会不得安宁。（原文：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 

汉以后中国亦出现了李世民、康熙这样以法治国的人物，他们曾给中国带来了短暂的辉煌。这些法家人物为什么不能恢复先秦时代的光荣呢？热爱中国、深深了解中国历史又对中国文明彻底失望、极力主张西化的柏杨（他说过：“你就是掐着我的脖子，我还是要叫嚷：‘绝对崇洋’”）清楚地看到了其中的原因，《中国人史纲》中他将之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佛教的传入，使人认为痛苦是命中注定、无法避免的，但它却是来世欢乐的种子。反抗暴政、反抗侵略和追求幸福真理的意志普遍消沉。 

二、儒家学派的主流理学兴起，士大夫阶层的结构更为坚固，他们运用政府的和礼教的力量，阻止任何改革，使公孙鞅于纪元前4世纪时造成的因改革而突飞猛进的奇迹不能再现。中华文化已进入老境。（柏杨，《中国人史纲》，同心出版社，2005年11月，第26页） 

亲亲相隐代替了人人平等的法律，儒家士大夫阶层的出现将社会功勋制（按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获取社会资源的制度安排）打得粉碎，法家强调的实用性技术、数目字管理被儒家视为小人所关心的东西——中华文明所有最宝贵的东西都被淹没于儒化大“酱缸”中，慢慢腐朽，被人遗忘……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缺乏数字管理是中国不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没有像英、美等国那样在近代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这显然有失偏颇，中国早就实现了精密的数目字管理，1993年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出土的西汉政府档案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数学经典《九章算术》是一种应用数学体系，其中的每一章都反映着数字化管理的政治经济体系。有研究者甚至将《九章算术》与西汉的政府部门联系起来，比如《方田》主要应用于生产领域，与治粟内史等相对应；《商功》主要应用于工程建设，与将作大匠（官名，秦代称将作少府，西汉景帝时改称将作大匠，职掌宫室、宗庙、陵寝等的土木营建方面）等相对应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把《九章算术》看作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数理化形式。 

《九章算术》的应用问题涉及法律、关税、金融、土地等各个方面，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实践密不可分。在《九章算术》定型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家也直接参与其中。刘徽在《九章算术注》原序中论述该书历史时说，《九章算术》源于《周礼》中的“九数”，经西汉初期的张苍、中晚期的耿寿昌收集破损的《九章》残简，进行删改和增补，改用汉代通行的语言编辑加工而成。

其中耿寿昌是西汉宣帝时杰出理财家，任大司农中丞。他推广常平仓制度，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果。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寿昌遂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日常平仓，便民之。”然而，仅在10年后（公元前44年），“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在儒臣怂恿下，以常平仓与民争利为由，将之废除。 

不是没有数目字管理，儒化才导致中国衰势。儒家治国理念占统治地位后，中国重实用技艺和数目管理的传统逐步消失。过去两千年来，我们有大量军队，却常被少数游牧民族击败；我们有大量的财富，却被来自草原或海上的民族大肆掠夺；我们有太多勤奋的知识分子，却没有太多实用技术上的创造力…… 

遗憾的是，今天，儒家独尊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家简直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这是当代中国的文化大悲剧！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