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篇是《鬼谷子•持枢》“谈古论今”部分，指出以天道言人事，以四季言文武之用是持枢之术的精髓所在；选自翟玉忠《说服天下：<鬼谷子>的中国沟通术》，该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持枢之术是由道至术的关键。因为本篇严重残缺，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其他黄老学典籍，了解持枢之术的精义。

出土文献《黄帝内经•论约》将四时交替分为生、杀两种季节，冬天属萧杀，其他三个季节属生养，进而指出治国也如同四季一样，有文有武，文即文德教化，武即武力刑罚，二者缺一不可。上面说：始于生育长养而终于萧杀，这是天地自然规律。四时的更迭运行自有一定的规则，这是天地自然的道理。日月星辰自有运行的固有轨道、周期，这是天地本有的纲纪。所谓天地之道，是春、夏、秋三季生长收获而冬季枯萎凋谢。所谓天地之理，是四时的交替更迭已经确定，永无差错，常有定则。有生长就有凋谢，有繁荣就有枯萎，四季交相行事，终而复始，这就是天道，人类社会的运行也要取法于此。文事武事、刑与德，养生伐死，也要顺应天道，有节有度，“不可干而逆之”。文章接着说：违逆天道还是顺应天道有严格的界线。如果行事超过了天道规定的度数，便有败亡之祸。行事达不到天道规定的度数，就不会有功绩。只有当人们的行为恰与天道度数相合时，才能成就大功。这便是取法自然的人类法则。顺应天道便得以生存，符合天道方能成就功业，违逆天道便会灭亡，迷失天道则一事无成。如果背逆了天道，国家便失去了根本。失去了根本的国家，就会出现逆顺标准的混乱。根本遭破损，事功被毁坏，就会天下大乱，国家灭亡。（原文：始于文而卒于武，天地之道也。四时有度，天地之理也。日月星辰有数，天地之纪也。三时成功，一时刑杀，天地之道也。四时而定，不爽不忒，常有法式，天地之理也【此五个字原简文字缺损，据陈鼓应先生校本补——笔者注】。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终而复始，人事之理也。逆顺是守，功溢于天，故有死刑。功不及天，退而无名。功合于天，名乃大成，人事之理也。顺则生，理则成，逆则死，失则无名。倍天之道，国乃无主。无主之国，逆顺相攻。伐本隳功，乱生国亡。）

最后，作者论及审形名，立政教之事，在此我们不再详述。

《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是《管子•版法第七》的注解，也以四时论文、武，强调为政者要大公无私，像风雨一样普润万物。由心地（天植）开始，达及社会的治理——由内圣而外王，这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版法解》在解释 “凡将立事，正彼天植。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时说：法，是效法天地的方位，模拟四时的运行来治理天下。四时的运行，有寒有暑，圣人效法它，所以有文有武。天地的方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效法它，建立国家纲纪。春生在左，秋杀在右；夏长在前，冬藏在后。属于生长之事的，是文；属于收藏之事的是武。因此，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模仿这些来实行法令，来判断事理。凡有关法度之事，不可以不正。不正则论断不公，论断不公则治狱不合理，办事不得当。治狱不合理，疏远微贱的人们就无法申诉。办事不得当，功业则不能成就。功业不能成就则国家贫穷，疏远微贱者无法申冤则社会混乱。所以说：“凡将立事，正彼天植。” 天植，就是心。心正，就不会偏爱近亲，也不会加害于疏远。不偏爱近亲，不加害于疏远，则国财不会流失，民间没有冤案。国无失财，民无冤案，则事业没有不兴办起来的，财物也没有被弃置了的。要想了解天心，就需要效仿风雨普润万物。所以说：“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原文：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四时之行，有寒有暑，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生长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圣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事不尽应。治不尽理，则疏远微贱者无所告诉。事不尽应，则功利不尽举。功利不尽举则国贫，疏远微贱者无所告诉则下扰。故曰：“凡将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则不私近亲，不孽疏远。不私近亲，不孽疏远，则无遗利，无隐治。无遗利，无隐治，则事无不举，物无遗者。欲见天心，明以风雨。故曰：“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 

值得一提的是，《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以秋、冬（季）属武，与《黄帝内经•论约》以冬（季）属武有所区别，但都以天道言人事，以四季言文武之用，二者没有本质的不同，这是持枢之术的精髓所在。

（作者简介：翟玉忠，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主编，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