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孔丹理事长在中信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第四届年会上讲话。

编者按：2019年5月25日，中信基金会暨中信研究院第四届年会在中信金陵酒店举行，以下是翟玉忠先生在分组会上的发言。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指出恢复中国知识体系自主性，打造中国“心”的时代战略意义。

今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障碍是什么？

一言以蔽之，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失传，中国无“心”，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成长的文化土壤。

大家想一想，若全世界所有的教育机构，都不准讲授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政治，西方世界会面临怎样的情况？肯定是其意识形态大厦的动摇和软实力的弱化。

试观今日之中国，实际上只剩下一种知识体系，一种教育体系，一种价值体系，即西方知识体系，西方教育体系，西方价值体系。非西方体系的一切，都被野蛮地屏蔽，巧妙地消解，廉价地收买了。

因此，我们积累万年的文化失去了主体性！我们高度发展的知识体系失去了主体性！我们天下为公的世界观失去了主体性！

有人会提出不同意见：现在不是国学热吗？上上下下不都在祭祖，复兴传统文化。

事实是，如果不用西方话语肢解国学，所谓的“国学”能在现代大学中存在吗？目前国学主要是以三种形式存在，说它“存在”是客气地说法，实际国学消亡地更彻底了。这是哪三种形式呢？

第一，引用经典，卖弄名词。高明的，甚至拿出《易经》的卦来解释现实。这样做好了，有利于受众对现实的理解，但更大的负面做用是：我们永远失去了认识本土政治经济体系的机会。每当我讲中国有自己的政治学——黄老法家，自己的经济学轻重术时，这些人就要嘲笑一翻，说翟某人钻进古书里出不来了，不能古为今用，沟通中西。大家想一想，连“古”和“中”都不深入了解，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古为今用，沟通中西？

天天高举“中国文化语录”不行的，一个民族不能失去自己的经典。从现代西方的《圣经》到原始部落的神话，除现代中国之外的智人都有自己的经典，那是一个族群的魂！没有了灵魂，一个人，一个族群，一个国家，都不能长久。

用西方话语、西方公理、西方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国超越党派，吸纳社会各个阶层的王道政治，不能用西方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解释——就是将牛津、哈佛大学的政治系搬到中国来也不行；中国几千年来国家参与市场，公共资本为国理财，这种思想在西方社会是异类。当然他们也注意到政府应干预市场，市场不能自动均衡，但除了马克思主义，很少西方学派将“市场不能自动均衡”看作市场的本质。

今天国学存在的第二种形式是将中国文化西学化。我们仅比港台新儒家要好些，他们搞儒学的目的，就是开出西式民主，这比较适应于殖民地社会，所以他们总有些势力。但在大陆，这条路行不通，于是，那些寄身于大学的“国学大师们”，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用西学之斧削中学之履，表面是宣传中国文化，实际是以中证西，还要回到西方老子那里去。

《论语》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与西方逻辑学有很大不同。但我们大学学者如何研究名学呢？不是用形式逻辑学，用是用符号学、现象学来肢解它，到于名学本身是什么？绝对不是这些先生们关心的，他们关心的是：透过西方理论看中国是什么样的。

也有人，既反对在中国文化中开出西式民主，又反对以西解中，他们要回到“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去，做“真儒”，甚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都不要了，他们要在中国培养儒教之君，将中国搞成儒教之国——以儒代马。这种思潮，连索罗斯这类私人大资本代言人都认为有价值，在经历1980年代颠覆中国失败的惨痛教训后，索罗斯最近表示“希望寄于愿意保存儒家传统的商界及政治精英”。

为什么索罗斯开始“爱”起了中国文化，因为他知道，光靠外部的自由民主力量、邪教势力，中国变不了色，必须从内部培养反对派，这个反对派就是大陆新儒家——他们的思想核心是宋明理学！

因为大陆新儒家不是先秦包含百家、内圣外王的大儒，而是视诸子为异端，重内轻外的宋明理学。据说有些新儒家连荀子都不准讲，因为荀子有两个搞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统一做出极大贡献的弟子李斯和韩非——荀子本人也因此受到了株连。

恢复了宋明理学，社会主义革命打倒士绅地主和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就都失去了合理性和合法性，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釜底抽薪——你看西方的战略家多高明。反观我们国内的公私机构，花大量人力物力支持新儒家，还美其名曰“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根本不知经学、孔学、儒家、诸子为何物，连自己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文化都不知道，何其蒙昧！

曾任国务卿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冷战初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1958年12月4日，他在加利福尼亚商会有个著名的演说，其中谈到了美国遏制中国的核心战略：“我们远东政策所追求的一个要点是不让中国共产党人得到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威望，作为完全为他们自己服务的工具。这种威望是非常大的。”

不幸的是，今天，我们太多的人都成了杜勒斯战略的坚定支持者，千方百计让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文化的土壤。更不幸的是，他们还以复兴中国文化的名誉，使经学成了史学，诸子成了异端，只有理学合法。如此一来，就切断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的一切可能的联系。因为除了主张自由主义小农经济的宋明理学以及建基于私有制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中华王道政治，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切都不准讲了——没有《尚书•洪范》所述三代治国大法，何来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前些天，外蒙古政界的朋友来，说经历30年的西化，外蒙年轻人已经不会思考，因为他们的大脑里只有西方输入的自由主义世界观。我在想，中国人何尝不是这样。中国左派学西方左派，解构批判西方，中国右派学西方右派，亦步亦趋。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能如何思考？！的确，有些左派的朋友试图理解现代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就，也有一些解释力。问题是，你不懂得中国社会几千年内部运行的软件系统，如何能指导现实，改造世界，这才是关键的关键！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摸着石头过河”。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成功的改革经验，当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但大家不要忘了，当时主持改革的经济学家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培养起来的忠贞干部，他们在最艰苦的经济环境中经历过最残酷的经济战，积累了宝贵的理论经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理论储备的，开放进程实际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开始了。当时是要“摸石头”，但我们在社会主义河流中已历经摸爬滚打。

我们不能把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教条化，抛弃具体的、历史的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用“当时为是”取代实事求是，这样做极其危险——目前哲学上有一种倾向，不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是大力鼓吹宋明理学。要知道，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早已流为形而上学，不是共产党人的知行合一！

中国历史上，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巨大的文化变革，只有佛教持续千年的中国化。如果大家研究佛教史，就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极其艰巨的历史任务。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更是这样——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改变的不仅是中国，更是整个人类文明。

这是一场伟大的文明革命，它是人类最为深厚的文明传统与当代最具革命性思想，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碰撞——那是文明超新星的爆发，它将照亮人类的未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这样一个全球各个领域大争的时代，是我们打造中国“心”，——恢复中国知识体系主体性，中国文化主体性，中国价值观主体性的时刻了。

目前关键要弄清楚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哪？其理论架构是什么？如何贡献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过去15年我们新法家网站一直努力的方向之一，希望更多朋友参与到这一世界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文化远征中来。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