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

100年前，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大危机，面对国格的百般侮辱，五四先贤们如同几千年前面对洪水滔天的华夏先民一样，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抗争和革命。

犹如任何历史事件一样，五四运动不是完美的。但我敢说，从文字衣饰，到政治经济，当今之中国，没有一个人不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没有一个人不得到它的恩惠——决定20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在五四时期大规模传入的。

在此意义上，100年后的我们，必须向五四先贤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五四运动高举两杆大旗——民主与科学，它们已深深植入中华文化的基因。

怒其不争，所以五四先贤激烈反对传统；恨其不强，所以五四先贤努力引入西学。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别无选择！

10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人，这个东方古老的族群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了解西方世界。

今天我们知道，民主和科学并不是西方文化的基础，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基督教。如果说宗教是西方的“形而上”道，那么民主和科学不过是“术”（方法）而已。

我们也知道，西方民主在很在程度上仍是私人垄断资本主导的金主政治，它甚至将政治腐败，以特殊利益集团游说、政商旋转门等形式合法化了；科学方法基本不适用于社会人文领域，因为这些领域没有纯粹的“客体”，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交互影响，也很难进行定量实验验证。

科学更不能为我们提供道德基础和人生观。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936年）一生中曾三次宣布以科学为基础的人生观，皆如空花水月，无果而终。 

事实上，西方道德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基于科学的道德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先进科技阴影下的幻觉。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突破神话、神本的文明，中国人的道德建立在社会自然分层基础上，而不是源自上帝的律法。所以五四先贤可以学习西方民赛先生（Mr Science,科学）借鉴西方的德先生（Mr democracy，民主），却无法招来西方的穆姑娘（Miss Morality，道德），以提高国人的私德水平。

——这一失误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远远不是五四先贤一代人的悲剧。他们打倒了旧道德，却没有建立起新道德。道德是智慧的基础，如何弥补时代的道德真空，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重问题！

21世纪的中国，已经在物质层面上强大起来，成为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此意义上，五四先贤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今天我们所做的，是在精神层面，找到自我。

记得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1910~2005）晚年谈到：我们五四这一代人，已经将中国推向了工业化与现代化和进程上去，我们的基本使命已经完成。我们还剩下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如何将中国人带到文化自觉的大课题。

我同意费先生对历史大势的判断。我们需要文化精神上的自觉，复兴中华政教本身——过去500年的历史证明，我们不可能成为一神教信仰的、以神为本的西方社会。

如果说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是现代工业化，21世纪中国人的历史使命则是中华政教的复兴！

这是相当困难的工作。

如五四先贤们一样，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付出我们的一切——汗水、未来、生命……

复兴中华政教，必须推倒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精神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普世化——西化。过去250年来，西方人对中国形成两大偏见。一是中国历史上是封闭的，因为封闭，所以停滞；因为停滞，所以落后；因为落后，所以一切不如别人；因为一切不如别人，所以要全盘西化。二是中国政治上是专制的，原因很简单，既然现代西方是民主的，根据西方非白即黑的二元对立逻辑，古代（包括现代）的中国必然是专制的。

中国既不封闭，也不专制。至少从四、五千年前开始，中西方的交通已经在横贯欧亚的大草原上展开；中国也不是专制的，即使在帝制时代，西方“朕即国家”、“君主不受法律约束”的观念在中国也不存在。

西方人文价值不是普世的。当有一天，中国人懂得了先学中学，再学西学的道理，才意味着西化大山的倒掉！

第二座大山是佛教化的宋明理学——佛化。笔者并不否定佛教对于中国人文精神的重要贡献，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极大丰富中国文化的同时，佛教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暗度陈仓、引佛入儒后，空疏成为中国文化的痼疾。明清两朝无数学者想解决这一问题，都不成功，为什么？

宋明理学所发扬者，主要是心性之学，外王之学全部异端化了。所以笔者过去十几年来，极力整理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孔门四科”，让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内圣外王之学成为完璧。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还有学者将孔子所传的政治、言语诸科当作异端。试想，没有政治、经济、外交、光讲经书、德行，何以世济民？！

第三座大山是将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儒化。东汉经学家郑玄说：“仲尼之门，考以四科。”汉武帝出于中央集权的现实需要，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为儒家独尊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儒家所研习者，即是经学（即“文学”），儒家鹊巢鸠占，将自己等同于经学，经过近千年的努力，在宋代逐步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结果是孔门四科，文学一科独大，其他三科几尽消亡。

儒家化是危险的。因为汉以后，儒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主张，其核心是小农主义的自由政治经济理念。这一理念与土地资本相结合，产生了“与国争利”的士绅地主集团。直到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将这一集团从物质上消灭。扫清了中国工业化的深层障碍，一举改变了宋以后中华国运的千年弱势。

今天，索罗斯这样的垄断私人资本代言人，寄希望于中国信仰儒家的商界及政治精英，目的是通过他们将中国演变为西式“自由社会”。若我们不清楚儒化的灾难，按索罗斯的逻辑支持“中国文化的复兴”，结果将是中国政教体系的崩溃！

警醒啊！善良的人们！

西化、佛化、儒化，是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三座思想大山，只有推翻了这三座大山，中华政教的复兴，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才能实现。

终有一天，中国人会觉悟，知道存在自己的政治学，黄老（法家）；自己的经济学，轻重术；自己的外事理论和技巧，自己修齐治平的生活方式……

那一天，一个人类古老而日新的文明形态，将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

——没有人能阻止旭日的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