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流行的线性进步史观，既然轻重术是农业时代的产物，它就会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被淘汰。这种简单看待现实的方式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现实是历史因革损益的结果，其中有“革”的因素在，也有“因”的因素在，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因有革，有常有变的。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说到“常”，比如说市场的基本规律，管子时代与今天的市场规律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至于“革”，工业时代比农业时代的市场规模显然要大，也复杂得多。

    所以，如果我们能看到轻重之术的合理内核，就会发现，轻重术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之“经”，它仍然适用于今天的信息化、智能化时代

这里谨以轻重之术中的外贸理论（即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为例，说明轻重之术实乃人类政治经济学之大道。

    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语出《管子·地数第七十七》）核心观点是在保有国家财富的同时，也要学会从外部取得财富。与西方的重商主义不同，这里的财富主要不是指侈奢品、贵金属和纸币，而是指重要的战略物资。

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由来久远。现存最完整的轻重之术经典，《管子》轻重十六篇中的“伊尹之谋”、“纂茈之谋”等就是以案例来说明“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道理。“伊尹之谋”可以上溯到商朝初年。

    而且从战国至汉朝，从古代的中国至当代的美国，中国古典外贸理论一直为决策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应用着。

孔家多俊杰，从记录孔氏家族人物事迹的《孔丛子》中我们能明显看到这一点。《孔丛子·陈士义第十五》记述说，战国末年，孔子八世孙孔谦（字子顺）在相魏期间曾作为使节出访赵国，当时赵孝成王在宴会上问子顺降北方游牧民族之计，孔谦的回答即是应用轻重之术，用通商的手段来诱降他们。赵孝成王担心通商会使自己的财货外流，子顺回答说：如果我们是用无用的东西换取他们有用的东西，通商就是弱化北方游牧民族的办法，用子顺的话说就是：“夫与之市者，将以我无用之货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术也。”于是赵王追问，什么是我们有用和东西，他们无用的东西呢？子顺答道：“比如衣饰之物，如珍珠、美玉和各种丝织品；饮食之物，则有酒和各种美味商品。这是我们有的而他们认为有利可图的东西。北方游牧民族，有牛马、皮毛制品，弓箭等等，这是他们富足而又轻易给人的东西。用我们有的，来换取他们丰富的商品，那么他们的钱财就会浪费在衣食这样的消费品上，我们就会不战而屈人之兵。”

    赵孝成王是否与北狄通商，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在汉朝初期，这一政策似乎被完整地实施了。在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汉武帝时长期主持国家经济政策的桑弘羊将“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精辟地概括为：“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认为这样就能：“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

对于会上儒生片面强调农业作用的观点，桑弘羊以“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驳斥之。他指出：圣贤治家的方法不止是一种，使国家富裕的途径也非一个。从前，管仲筹策谋划辅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而纪氏由于只搞农业亡了国。如果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必须从事农业，那么舜就不应该去制作陶器，伊尹也不应当去当厨师。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该是天下人认为低贱的，他认为贵重；天下人所轻视的，他却重视。用工商业代替农业，用无用的东西换取有用的。现在从山林川泽取得的财富，实行均输法所获得的积累，是为了施用轻重之术来役使天下的诸侯。汝、汉一带的金子，各地进贡的丝织品，可以引诱外国人并换取胡、羌的珍贵财物。用我们两丈丝绸，就能得到匈奴很多贵重物品，从而减少了他们的财物。这样，骡、驴、骆驼就可以成群结队地进到边塞之内，各种良马也都变成了我国的牲畜，鼠皮、貂皮、狐貉等各种贵重皮料，彩色的毡子，有花纹的毯子将充满皇宫里的仓库，璧玉、珊瑚、琉璃也都成了我国的宝贵物品。这样，外部的各种物品源源不断地运进来，而内地的财物不外流。外族的东西运进来，国家财用就充足，自己的财物不外流，人民家用就丰足。

东汉以后，轻重术和其中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长期为学人所轻视。造成这种现象的首要原因，是汉以后儒家思想居主导地位的长期大统一环境。西汉以后“管商”之术在儒家独大的学术氛围里，尽乎成为贬义词。再加上许多儒生将义和利对立起来，重义而轻利，使得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得不到充分应用和发展。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修订版】，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该书可以通过京东等网站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