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管仲纪念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把那些能够垂范千古的著作称为经；正是这些经典之作，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初基，其思想价值和实用价值能经受时间的风雨，历久而弥新。 

    除了代表周代文化元典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在不同的领域内，都存在着经，比如医学中的《黄帝内经》、数学中的《九章算术》等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存在着类似的经，这就是轻重之术，其核心经典保存在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管子》轻重十六篇之中。   

春秋战国，一个东亚大陆上各个诸侯国竞争的时代——不仅是流血千里的军事斗争，还包括经济上你死我活的惨烈竞争。 

此时，人类智慧被时代血火激发到极至。在军事思想领域，出现了《孙子兵法》、《吴子兵法》这样垂范千古的兵学作品，在经济思想领域，出现了伟大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管子》轻重诸篇；孙吴兵法光耀千秋，而轻重之术却沉入历史两千年无人问津；直到21世纪，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国人直面一个全球大争的时代，我们才重新发现她的真谛所在！ 

最早发现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具有现代性的是梁启超。他在1909年所作的《管子传》中明确指出，《管子》的作者就已经有了宏观经济学概念。 

100年前，梁启超（1873~1929年）《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评论说：“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即亚当·斯密——笔者注）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1]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二十世纪初以来西学以势不可挡地涌入中国，学界已经习惯于用西方学术切割中国本土学术，结果中国本土学术都成了死的历史文物，从国人千百年来安身立命的礼义之学到政治经济学轻重之术都是这样。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学与西学可以都可以相互借鉴，但绝对不能将两种学术体系以一方为参照系，宰割另一方，那样做的结果不是保存发扬学术，而会导致有机的学术体系被连根拔起——这是二十世纪学人“整理国故”给我们的最深刻教训！ 

这里，我们所做的，不是用西方学理“研究”轻重术，而是按轻重术的内在理路，将中国本土政治经济学和盘托出。 

在对市场本质的认识方面，同西方经济学一样，《管子》的作者认为市场是商品交换、资源配置的场所，是形成价格的机制。但同时认为，市场有自组织功能，却不具有自动实现均衡的功能，所以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调节，以实现其动态平衡（不以增长为直接目标）。也就是说，市场中除了有“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还要有“看得见的手”起作用。至于如何调节市场，《管子》注重用商品和货币双向调节的方法，而不是如货币主义那样主要用货币调控市场。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继承了19世纪经典物理学的机械论观点和数理化结构，并逐步完成了去政治化和去伦理化的过程。直到20世纪末期，人们才开始对这一过程进行理性地反思，经济学家开始批评“数学建模着迷”，过度数理化经济学与现实严重脱离的问题，并开始重建经济学的政治与伦理之维。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新政治经济学兴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森·森通过对饥荒问题的研究，指出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伦理关系。 

 1997年，埃里克·D·贝因霍克在《混沌边缘的战略》一文中详尽阐述了经典物理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关系，19世纪末西方经济学家显然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静态均衡体系，他们错误地因袭了机械物理学的知识路线——这一路线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危机。埃里克·D·贝因霍克这样写道：“现代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利昂·沃尔拉思、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创立的，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世纪之交综合成为一套条理清晰的理论。为了使经济学更具科学性，沃尔拉思、杰文斯和门格借用了当时的领先学科——动力物理学的观点和数学结构。20年前，朱利叶斯·梅厄、詹姆斯·普雷斯科特·焦耳、赫尔曼·冯·赫姆霍尔兹和路德维希·奥古斯特已经在动力物理学方面取得了突破，这就为热力学开辟了道路。早期的经济学逐个等式地复制了19世纪中期动力物理学的数学公式，并用隐喻的手法（并且错误地根据许多物理学家的看法）将其转化为经济学的概念。”[2] 

首先，经济系统不是经典物理学处理的封闭均衡体系，人类经济活动是与环境持续互动的结果，用“稀缺性假设”远远不能涵盖这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反而刺激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其次，经典物理学家的“粒子”也不同于经济生活中的“个体”，现实中理性经济人是不存在的；又由于社会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正反馈机制会将系统推向远离平衡的状态，因此，自由竞争机制会导致市场自动平衡和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观点失去了逻辑起点。 

     那么中国古典经济学如何宏观调控“不能自动均衡”的市场呢？关键是政府通过大量储备，牢牢控制住农业时代最主要的商品粮食和货币。《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的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道：“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几乎以相同的语言写道：“故五谷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布者，民之通货也，先王善制其通货以御其司命。” 

市场双向调节的具体方法是《管子·国蓄第七十三》讲“据有余而制不足”，当市场上物资不足时，把储备的东西卖出去，当市场上物资过剩时，把市场上的商品收购起来储备。物资有余，人们就肯低价卖出，政府则以低价收购；物资不足，人们就肯高价买进，政府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这样政府不仅取得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还使得市场得以稳定，防止了商人过度投机，可谓国与民、公与私两利。这是中国理财之术的关键，也是西方经济学所欠缺的。现代西方只能看着大资本垄断整个社会，将整个人类推向资源枯竭，生态崩溃的深渊。 

注（略）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读<管子>知天下财富》【修订版】，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该书可以通过京东等网站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