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商业天赋令西方人惊讶不已。美国南北战争时联邦军总司令，后任美国总统的格兰特将军在1877至1879年的环球旅行中曾来到中国。后来有人问他：“在旅行中所看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事是什么？”他立刻回答：“所看到的最不寻常的事情，便是一个中国小贩用精明的竞争赶走了一个犹太人。”

犹太人在西方世界以经商天赋著称，却在与中国人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难怪格兰特将军久久不忘。基督教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明恩普(Arthur Henderson Smith)看到了中国人的巨大商业潜力，他对此事评论道：“（格兰特将军）这番话真是意味深长。如今谁都知道犹太人的素质，正是这些素质使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却占了这个星球总人口的相当大的比例。”【1】

中国人的商业素质不是偶然发生的。两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与诸子百家并立的商家。两千多年来，他们的经营思想成为中国商业文明的活水源头。从春秋战国时的范蠡、白圭到明清各大商帮，再至近代民族实业家，从先秦古书《范子计然》到明清诸多商书，中华商道一脉相承，造就了无数商业奇迹，成就了无数商业巨子。

然而，在商战日益激烈的近代，中国本土被实践检验了数千年的商业思想却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1年）甚至慨叹说：“中国袭崇本抑末之说，从古无商政专书。”（《盛世危言•商务二》）他不知道，中国上有富国轻重之术，下有富家计然之策。中国古典商业思想被后人遗忘，究其原因——

汉以后，直到唐宋时期，政府的抑制商业政策和民间的贱商思想相对严重，阻碍了商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集中表现在这一时期在商业理论上没有多大建树。

史载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虞舜曾贩货于顿丘，运盐于传虚。殷人重贾，其祖王亥驾车服牛作远程贸易。由此观之，中国商人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

 商业繁荣、商人阶层崛起的前提条件是统一的、专业化市场的形成，它使远途贸易成为可能。至少从周代开始，中国境内已经形成几大经济区域，并有了繁荣的商业活动。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了北至燕、代，南至儋耳的诸多经济区域，并说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

在上述历史大背景下，丰富的商业实践活动成就了范蠡、白圭、子贡这样的大商人及其经商理念——中国商道应运而生，代表作就是中华商业原典《范子计然》。

在先秦，中国人并没有明显的轻商抑商思想。大工、大农、大商被称为“国之三宝”，无先后之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叶坦教授认为，是秦汉统一战争，需要集中一切力量用于耕战的客观需要强化了“重农抑末”的思想，这一看法很有见地。【2】

中国社会真正开始“贱商”约始于魏晋时期。当时不仅在政策上压制商业，有时还对商人进行人身侮辱。比如西晋初年，政府就规定：“侩卖者，皆为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二八）

至唐代，有市籍者仍被严重歧视，不得参政。在这样的社会整体氛围下，商业文化必然衰落。

中国商业文化的真正复兴却是在16-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之时，中国商道因此具备了重新复兴社会基础，主要标志是世人对商人态度的根本性改变以及诸多商书问世。

明清时对商业和商人的重新评价已经成了历史的潮流。明神宗时内阁首辅、大政治家张居正提出了“厚商”的观点，他说：“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张文忠公全集》卷八）

16-18世纪的中国商业革命由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和海外贸易扩张推动。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在不同经济区之间，由具有地方特点的商帮进行，不是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著名商帮有徽商、晋商、粤商、闽商、江右商、洞庭商等等，明清商书大体皆出自这些商帮的才俊之手，由他们辑录而成。

不幸的是，明清中国商业革命被西方坚船利炮打断，西方商业文化随之排山倒海般涌入，使中国本土商业文明复兴的势头夭折——这是中华商业管理思想被遗忘的第二个主要原因。

在这样一个全球大争的时代，我们通过对先秦商道的还原和明清商书的阐释，让商界精英看到中华文明本有的商业思想——我们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商业文明的亦步亦趋，也不再满足于根本没有从商经验学者的穷诸玄辩，我们要重新找回中国大商的真精神！

（本文是翟玉忠先生《中国商道：中国商人的长生久富之路》【修订版】自序，该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读者可以通过京东等网站购买。）

注释：

【1】【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林欣译，京华出版社, 2002版，第147页。

【2】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