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阅读 当党派分歧超越了善恶标准以及国家利益之后，即便是相对处于正面的党派，其正义性或多或少会受到消减。东林同非东林严重对立，双方在京察和大计时相互打击，泄私愤多于国家大义，这样的政治生态必然危害国家社稷。在明末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东林党人似乎也未能提出什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难的策略，也没能挽救明王朝于危亡。
东林本合道义 作为一个深刻影响明末政治生态官僚集团的客观存在，东林党的性质介于中国传统的朋党和西方的近代政党之间。“朋党”一词，先秦时即已出现，《韩非子》中有言：“主利在豪杰使能，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认为朋党是朝臣结党营私、干乱纲纪的行为，不利于君主统治。实际上，万历朝第一个被冠以“党”的官僚团体并非东林党，而是万历前期张居正去世后以湖广官僚为主体的“楚党”。张居正去世后，政敌交相揭发张居正的执政“劣迹”，此后，受张居正提拔和信任的湖广籍官僚大多受到罢斥，故时人评价：“江陵败后，楚党坐斥殆尽。”显然，这里的“楚党”也是贬义词。《朋党政治研究》一书提到：“对掌权的大臣来说，千方百计援引同乡的进士和举人则是扩大个人权势、维护乡里利益的极好途径。”结党需要有共同的利益或一定的纽带，同乡之情则成为官僚结成朋党的天然资源。结合张居正执政时期可知，彼时虽然有湖广籍官僚群体依附在张居正身边，但尚未形成党争，只是存在一个以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核心的权力体系。这个权力体系涵盖张居正的部分同乡、同年和门生。 北宋时，欧阳修向宋仁宗上《朋党论》，认为朋党并非全然是坏事，强调小人为朋是为了功名利禄，而君子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如以后世对东林党的主流评价而言，东林党应当属于欧阳修口中的“君子朋党”，即这类朋党尊崇道义、注重名节，会为社稷安危和天下太平而同心协力。 
相比唐朝“牛李党争”以入仕方式和个人身份作为区分的标准，明朝后期“朋党”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尽管东林党成员中有很多非南直隶士人，但从东林士人的领袖以及各类活动的发起者而言，南直隶地区特别是如今苏南地区的士人是东林党的第一大地域来源。这是因为源于地域上的便利，即东林书院的影响范围，往往先影响到无锡周边，同时由于苏南发达的农业孕育了众多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文化发展拥有较好的物质基础，此外“乡党”意识也使得籍贯相近的人抱团取暖。
党争反辱士林 与东林党相对应的政治团体，是在史书中处于“邪恶”一方的齐党、楚党和浙党以及宦官集团，而前面三党有时也被概称为“阉党”。齐楚浙三党是以地域为主要区分依据，也印证了东林党自身具有一定的地域属性，这一属性并未因为有其他省份士人的加入而完全稀释。 结合当下的研究看，对东林党整体持正面的看法是公正的。东林党在抑制矿监税使、为民申冤、化解地方矛盾等方面做了不少好事，很多东林士人也有理想士大夫的品格：忠诚、直谏、为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此外，东林党在选贤用能、经济改革等方面也有自己的创见。但因此说东林党是正义的，齐楚浙三党乃至宦官集团就是邪恶的，也不一定符合实际。在中国古代史书的叙事模式中，宦官群体多为负面形象，宦官权力过重的时期往往被形容为黑暗时期。原因除了太监本身在身体和心理上存在缺陷、一些言行的确恶劣外，还源于宦官集团本质上是同士人集团对立的。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君主所能分出的权限是有限的，宦官权多，士人权自然就少，士人集团很难同宦官集团愉快地平分君主施放的权力。因此，士人在史书中叙述宦官时，也多作负面描述。 东林党作为明朝后期最大的政治团体，掌握着“清议”这一工具，换句话说，东林党掌握了明末主流话语权和主要媒体。他们可以以自己的标准乃至自己的判断品评彼时的政治人物，给对方划分政治阵营并做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清议”本身缺少外部监督，且主观性较大，故东林党所品评的人物，正邪的定性值得商榷。换句话说，被东林党人冠以“邪恶”之名的齐楚浙三党，多少也有些被“黑化”。 以在野人士为主组成的“清议”势力，通过品评朝政来影响国家政策，显然是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东林这一政治势力在形成的过程中，促使了反东林势力的结盟。东林人士在品评朝臣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在朝人士分了类，多依据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价值标准。清人赵翼曾言：“天下清流之士群相应和，遂总目为东林。凡忤东林者，即共指为奸邪。”这种价值判断标准，是有局限性的。这种情形，使得部分非东林人士不得不结党自保，使得明末“党争”愈演愈烈。东林同非东林严重对立，双方在京察和大计时相互打击，例如齐楚浙三党得势后，“东林已为齐、楚、浙三党斥尽”，显然是泄私愤，这样的政治生态对国家社稷是不利的。 将视角放到东林党的死敌魏忠贤身上，与其说是魏忠贤挟持天启皇帝、专擅弄权，不如说是天启皇帝主动将一些权力放给魏忠贤，一方面天启帝自己可以轻松地处理朝政，投身一些“兴趣爱好”；另一方面，天启帝也许意识到强大的东林势力对朝政的干预乃至对皇权的威胁，尽管东林士人大多是忠臣而非逆子。齐楚浙三党最终依附宦官集团，一方面是反映了这些士人集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独立人格，开始依附宦官集团，成为天启帝的基层支持者。另一方面，齐楚浙三党依附宦官，又何尝不是东林士人的逼迫呢？经过万历朝的政争，双方依然水火不容、缺少包容。 将东林与齐楚浙三党的对立，同唐朝后期牛党和李党的对立进行对比。学界一般认为牛党代表了新兴庶族地主，代表新生力量，李党代表门阀世族，多少有一些没落。但依然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虽然两派士人出身和政见有差异，但即便一党胜出，也未使当时的政治显现出太多的新气象，没有扭转唐朝下行的国运。当党派分歧超越了善恶标准以及国家利益之后，即便是相对处于正面的党派，其正义性或多或少会受到消减。意图实现唐朝中兴的唐文宗曾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显然对长期的党争感到十分不满。 
义理未解危难 东林与齐楚浙三党的对立一直延续到崇祯朝和南明。崇祯帝处死了魏忠贤，压制了依附魏忠贤的诸党朝臣，东林党重新得势。然而，在明末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东林党人似乎也未能提出什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危难的策略，也没能挽救明王朝于危亡。崇祯帝从最初极力压制宦官集团，到后来发现士人不可尽信、宦官也可为我所用，开始对宦官委以重任。崇祯末年，崇祯帝“命唐通同司礼太监杜之秩守居庸关”，这同此前明朝向九边派出镇守太监监督文官巡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即皇帝觉得文臣并非都忠诚、宦官也非皆不可重用。 在皇帝的眼中，除了自己，所有人都可能是潜在威胁，皇后、嫔妃、外戚、阉人、文臣、武将等等皆不可尽信。众人皆不可信，故众人皆可不忠。崇祯帝派出的司礼太监杜之秩和定西伯唐通一起在居庸关投降了大顺军。北京城破后，崇祯帝在自缢前感慨：“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言语虽然不无推脱责任之嫌，但显然崇祯帝对包括东林士人在内的士人集团十分失望。崇祯朝时工部主事陆澄源曾评论崇祯初期的东林党：“于是贤者仍以讲学为发明理道之举，而不肖即借东林为把持官府、刻剥小民、遥执朝柄、广庇匪类。”言语或有过激、问题或有夸大，但亦可反映东林党人的一些问题。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网2018-09-2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