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史学会法家研究会于 2018年11月3日成立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仪式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抗生作题为《法家的基本思想》的主题发言。全文刊发于2018年11月15日法家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问题之提出 许抗生教授在发言中用崇尚法治、倡导社会变革、主张富国强兵、推崇中央集权制度、坚信历史进化等五点概括法家的主张。 在谈到法家推崇中央集权时，许抗生教授说：“法家比较推崇中央集权制度，是为君主专制制度。用法术势三者来治理社会，那么，对君主来说，他必须大权独揽，要有权威，要有威势。法家主张，一定要中央集权而不能分权，一定要废除分封制、地方割据，一定要建立郡县制，郡县的管理者由中央来委派，这样的原则很重要，以后统一国家都要有这个。当然，专制思想已经过时，我们要丢掉。它强调中央统一集中是很重要的。” 许教授开言就将中央集权制度等同为君主专制制度。估计是觉得这样说有点不当，结尾才说“专制思想已经过时，我们要丢掉”的话来平衡一下将二者等同的武断。将中央集权制度等同于君主专制制度的观点，无论民间还是学界，以为中央集权就是君主专制的人大有人在。 中央集权是贤能共治 在春秋战国大激荡、大融合的背景下，秦国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进行彻底变革，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中国这个庞大复杂的巨型文明体终于有了一个能够从整体、宏观、全局高度出发的治理队伍。要解决好自然灾害、外部入侵、阶层平衡、基础设施、技术研发与储备、经济发展、文化建设都需要将权力集中到中央，统筹安排。中央集权制度不只是秦国凭军事力量而强加于中国，更因为中央集权制度是对版图广阔、自然条件险恶、人口众多且分布不均、产业发达但又不均衡的中国进行治理的最好制度选择。如果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仅是秦始皇的意愿，那么中央集权制度在秦朝灭亡后就应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也就不会“百代皆行秦政制”了。 事实上，中央集权制度和君主专制度截然相反，不能并立。秦穆公重用百里奚、蹇叔和由余，改善与东部晋国的关系，向西拓地千里，称霸西戎。以至于孔子都称赞秦穆公“虽王可也，其霸小矣”。秦孝公依靠商鞅实行变法，使秦国成为强国。秦穆公、孝公重用并非秦国的百里奚、蹇叔、由余和商鞅，这怎么能说是君主专制呢？恰恰是贤能共治。建议将中央集权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混为一谈的教授们翻阅一下李斯的《谏逐客书》吧。 中央集权制度正常运转，人事上必须贤能共治，否则君主一人即使日理万机，也难以承担众多国务。 刘邦若不依靠萧何、韩信和张良，若不与军中众将分享胜利成果，汉朝怎么能建立？西汉若是君主专制，刘邦为什么要将西汉版图的三分之二分封给功臣？汉武帝统治时期，其权力远大于乃祖刘邦，即使这样，还要依靠卫青、霍去病、桑弘羊、张汤等来解决边防、财政和贫富分化问题。这些事实清楚说明中央集权制度只有在人事上实行贤能共治才成运行。 中央集权制度通过各种选拔方法，将社会各阶层的贤能选举出来，让他们参与国家治理。军功爵制、荐举制、察举制、科举制、公务员考试制等都是培养和选拔贤能的现实举措。君主和贤能共治天下，共享权力，来维持中央集权制度的运行，依靠贤能共治而运行的中央集权制度被普通人误解为君主专制尚可原谅，被中国最高等学府的法家研究者认为是君主专制，就有些不正常了。 “君主专制”是加在中央集权制上的鄙名和伪名 翟玉忠先生在《正名——中国人的逻辑》一书中专开“鄙名与伪名之灾”一节，讨论近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中被西方学术范式鄙名化和伪名化的现象，可谓振聋发聩。他说：鄙名就是强加给一般事物的鄙陋恶名；伪名就是不以事实为根据，强加给事物的有名无实的虚假名号。将中央集权郡县制官僚制度称为君主专制，就是扣在中国政治制度上的一顶脏帽子，是加在中央集权郡县制官僚制度上的鄙名和伪名——即鄙且伪。 清华大学侯旭东教授在《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发表长文《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说的知识考古》，清理中国政治制度所遭受的污名化现象。他指出，以君主专制概括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并非严谨学术研究的结果。而是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中国政治盲人摸象般的井蛙之见。18世纪的某些西方思想家开始用“专制主义”一词来描述、理解中国。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学习西方。此种观点传入日本。19世纪初被中国留日学生接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广为传布，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共识。 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将政治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纯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国定的和确立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纯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如果用孟德斯鸠的观念认识中国，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官僚制度应该是共和政体。古人说：“大道之行也，下为公”（《礼记•礼运第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贵公》。中国更有君主与贤能共治的实践，甚至还存在 “君与士大夫治天下”的事实。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中国古代政治不就是共和政体吗？ 但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不仅没有被认为是共和政体，反而被认为是君主专制，将此名号强安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上，何其鄙哉！何其污哉！ 事实上，孟德斯鸠所描述的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是18世纪欧洲的现实。正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孟德斯鸠才著书立说，提高当时欧洲人的政治理论水平，以期实现共和政体。 而欧洲的现实和中国古代又有什么关系呢。 ——风马牛不相及呀！ 通古今之变为当下学术之必须 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借用孟德斯鸠的说法，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概括为君主专制是有具体原因的——原因在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和所有爱国者更制图强的强烈愿望。 鸦片战争开启了西方野蛮殖民、掠夺古老富裕之中国的新时代。西方列强通过掠夺东方促进其工业化，而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在危机和沉沦中，中国人也有振作的努力，洋务运动在甲午战争面前不堪一击。维新变法留下的是六君子“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亢。义和团——北方的贫困农民用他们的质朴扛起了拯救中华民族的重任，结果换来的是《辛丑条约》，赔给数十个西方列强4.5亿两白银，当时的中国人平均每人赔付1两。 所有抗争都是在清政府主持下的，所有屈辱都是清政府代表中国人民接受的，而中国维新派的革新、义和团的义举也是被清政府镇压的。 一切矛盾的焦点都指向清政府，用君主专制猛烈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愚蠢武断、昏庸老朽。清政府名誉扫地，丧失民心。辛亥革命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朝轰然瓦解。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过高地估计了北洋军阀的实力，竟然宣布成立中华帝国，开始称帝。 中国近代的不幸是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绝不只是因为清政府一个原因。因为清政府处理不当，变成了各种力量攻击的对象。但是冷静下来后，以君主专制攻击清政府，并不意味着清政府就是君主专制。晚清中国历尽屈辱，也不能说明中央集权郡县制官僚国家就是君主专制。就当时而言，以君主专制攻击清政府却是必要的、必须的。 此后中国的政治实践中，西方各种政治方案都曾付诸实施，总统制、议会制、联省自治、各省自治……屡试屡败。 直至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28年的武装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执政党，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管理一切。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依然是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如果我们只顾近代以来形成的“清政府君主专制”的教条，不顾清朝之前和1949年之后依然中央集权制度的现实，势必会在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理解新中国制度上造成思想和逻辑的混乱。 所以，学术研究、文化传播必须明东西之分、通古今之变。君主专制是孟德斯鸠批评西方18世纪政治现实而提出的。近代被中国思想界从日本借来，用以抨击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概括为君主专制是近代爱国者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推翻清政府，谋求民族富强的无奈和应急之举，并不代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现实。 翟玉忠先生在对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梳理上，做了重要的工作。他在《中国拯救世界》一书第五章中明确指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一种法治、共治、自治政府。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政府是法治、共治、自治政府。他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中央集权是超越特殊利益集团、超越阶级的代表大多数民众利益的政治制度，并探讨了这种制度的哲学基础是“三生万物，和在中央”。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近代以来中央集权就是君主专制的观点，根据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治国理政实践，就很容易把握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本质，并使其与新中国新时代的政治制度贯通、汇通。 ——但愿有些人能够早日学会睁眼看中国!
参考资料： 【1】许抗生：《法家的基本思想》. 法家研究会微信公众号2018-11-15。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7lM3JysUJjW6Wf-bMi03HA 【2】翟玉忠.《正名——中国人的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3】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2010 【4】翟玉忠.三生万物，和在中央——中国政治经济的思想文化基础。 网址：http://www.xinfajia.net/15350.html 作者简介：付金才，石家庄学院教师，新法家网站特约内容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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