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经典是圣贤之书，而非“小人之书”——纵横家重仁义道德，诚如苏秦所言：“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在纵横家那里，所谓的仁义是大仁大义，归本于一平天下的大道智慧。

纵横之学是大道智慧，而非“蛇鼠之智”——在世人心中，《大学》、《中庸》为大智慧，纵横家核心经典《鬼谷子》却成了“蛇鼠之智”，悲夫！

纵横之术是王道所归，而非“妄言乱世”——在二十一世纪全球化了的“新战国”时代，从商业到军事，大国竞雄，小国角争。吾辈生于斯世，纵横家及其核心经典《鬼谷子》的说服术再也不容忽视。

 一、《鬼谷子》是圣贤之书，而非“小人之书”

   纵横术乃圣贤之学，在孔子设教，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中，纵横术属于“言语”，据《史礼·仲尼弟子列传》，这一科的代表人物是宰我和子贡，二人都以“利口辩辞”著称。

特别是子贡，不仅是一位大商人，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纵横家，其游说风格与战国纵横家无异——难怪后人称子贡为纵横家的“开山鼻祖”。

当孔子的祖国鲁国面对齐国大兵压境时，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天下战略格局大变。此事《国语》、《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孔子家语》都曾记载。

    最早将纵横之士称为“小人”的肯定不是清代学者卢文弨，因为在战国时代，已经有人在燕王面前诋毁著名纵横家苏秦。那是在苏秦奉燕王之命出使齐国，让齐国归还其夺取燕国的十座城池之后。《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燕策一》和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书》皆记此事。

    当时有人对燕易王说：“苏秦是天下最不讲信义的人。大王以万乘之尊却非常谦恭地对待他，在朝廷上推崇他，这是向天下人显示了自己与小人为伍啊。”（《战国策·燕策一》原文：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下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也。”）

    这使燕王冷遇苏秦。

    苏秦于是对燕王说：“我本是东周一个平庸之辈，初见大王时没有半点儿功劳，但大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我，使我在朝廷上地位显赫。现在我替您出使齐国，为您收复了十座城，挽救了危亡之中的燕国，可是您却不再信任我，一定有人在大王面前中伤我，说我不守信义。其实，我不守信义倒是您的福气。假使我像尾生那样讲信用，像伯夷那样廉洁，像曾参那要孝顺，具有这三种天下公认的高尚操行，来为大王效命，是不是可以呢?”燕王说：“当然可以。”苏秦说：“若真这样，那我也就不能来为大王服务了。”（战国策·燕策一》原文：谓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见足下，身无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于郊，显臣于廷。今臣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听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

    苏秦接着说：“假如我像曾参一样孝顺，就不能离开父母在外面歇宿一夜，您又怎么能让他到齐国去呢? 假如我像伯夷那样廉洁，认为周武王不义，不做他的臣下，又拒不接受孤竹国的君位，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上，廉洁到这种程度，又怎么肯步行几千里，为弱小燕国的垂危君主服务呢?如果我有尾生的信用，和女于约会在桥下，那女子没来，直到水淹上身也不离开，最终抱着桥柱淹死。讲信义到这种地步，怎么肯到齐国宣扬燕秦的威力，并取得巨大的功绩呢?再说讲信义道德的人，都是用来自我完善，不是用来帮助他人的。所以这都是满足现状的办法，而不是谋求进取的途径。三王交替兴起，五霸相继兴盛，他们都不满足现状。如果满足现状是可以的，那么齐国就不会进兵营丘，您也不能越过楚国边境窥探边城之外了。况且我在周地还有老母，离开老母来事奉您，抛开固步自封的做法，谋求进取的策略。看来我的目标，本来不和您相同。大王是满足现状的君主，而我是谋求进取的臣子，这就是因为忠信而得罪于君主的原因啊。”（战国策·燕策一》原文：苏秦曰：“且夫孝如曾参，义不离亲一夕宿于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齐?廉如伯夷，不取素餐，污武王之义而不臣焉，辞孤竹之君，饿而死于首阳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数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来，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扬燕、秦之威于齐而取大功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皆自覆之术，非进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为可乎?则齐不益于营丘，足下不逾楚境，不窥于边城之外。且臣有老母于周，离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术，而谋进取之道，臣之趣固不与足下合者。”）

    在《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中，苏秦更为清楚地指出：忠信、仁义并不是孤立、抽象存在的，信与仁，义与王（道）有时会产生矛盾，它们的践行与诸多社会现实条件息息相关，所谓“信不与仁俱彻，义不与王皆立”。文中说：“（苏秦曰）：‘臣以信不与仁俱彻（彻，意为通达——笔者注），义不与王皆立。’王曰：‘然则仁义不可为与？’对曰：‘胡为不可。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仁义所以自为也，非所以为人也。自复（犹自我完善——笔者注）之术，非进取之道也。’”

    相对于苏秦的知常达变，守经达权，空谈仁义道德的论调是多么苍白无力啊——那些称纵横家为“小人”的人才是真正的“小人儒”！

    遍观《鬼谷子》一书，无不以圣贤之道为本。《鬼谷子·捭阖第一》开篇即指出，纵横之术本于圣贤之教，阴阳捭阖之际，权变无穷，与道翱翔。上面说：“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名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门户。故圣人之在天下也，自古及今，其道一也。变化无穷，各有所归，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驰或张。”

    对于那些有极高道德智慧成就的人，《鬼谷子》的作者明确反对施之以纵横之术，主张在这样的圣贤面前退避三舍——足见纵横之士对圣贤的敬重。《鬼谷子·中经》说：“有守之人，目不视非、耳不听邪，言必《诗》、《书》，行不僻淫，以道为形，以德为容，貌庄色温，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隐情塞郄（音xì，通“隙”——笔者注）而去之。”

   难怪，南宋学者高似孙将之与《易经》、《老子》这样的圣贤之书联系在一起，在《鬼谷子略》中，他称赞说：“《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辟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

    《鬼谷子》贵阴，但这“阴”乃周密之义。对此，《鬼谷子·谋篇第十》解释说：“故先王之道阴。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与深。圣人之道，在隐与匿。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道理达于此义者，则可与语。”纵横家并不否定忠、信、仁、义，只是认为光凭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是谋事周密、隐匿——这才是中正之道。

    《鬼谷子·内揵第三》更明确指出了道德仁义在游说中的重要作用，上面说：“由夫道德、仁义、礼乐、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

    另外，从散见诸书的《鬼谷子》佚文中，我们也能看到纵横家重心性修养，仁义道德的论说，读来与儒、道之书无异——

    “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贞《索隐》云：“此出《鬼谷子》，迁引之。”）

    “以德养民，犹草木之得时；以仁化人，犹天生草木以雨润泽之。”（马总《意林·卷二》）

    “知性则寡累，知命则不忧。忧累去则心平，心平而仁义著矣。 ”（马总《意林·卷二》）

    纵横家重仁义道德，诚如苏秦所言：“人无信则不彻，国无义则不王。”但在纵横家那里，所谓的仁义是大仁大义，归本于一平天下的大道智慧。

        二、纵横之学是大道智慧，而非“蛇鼠之智

    《鬼谷子》一书内容丰富而庞杂，整体上归于大道。 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述其源流云：“《鬼谷子》实际上是继承了部分《老子》、《庄子》的思想，又总结了包括了孔子、子贡、墨子在内一些知识分子游说从政的经验教训，以及孔子之前叔孙豹、晏婴、子产、叔问、子大叔等人进行外交活动、外事交涉、陈述辞令、劝谏君主等等的经验的。”【1】

    其中言内圣之道的《本经阴符七术》多黄老道家思想（不同于老庄及后世杂神仙家的道教）。许富宏先生写道：“随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出现，黄老之学备受重视。《鬼谷子》中的《符言》、《本经阴符七术》中有许多论说与黄老之学也是相通的。”【2】

    《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言心法，共分七篇。其中《盛神法五龙》、《养志法灵龟》、《实意法螣蛇》三篇论及养心之道，《分威法伏熊》、《散势法鸷鸟》、《转圆法猛兽》、《损兑法灵蓍》四篇论及用心之道，这种区分弥足珍贵——因为诸子言内圣，多只强调养心之道。

    柳宗元称其“怪谬异甚，不可考校”——所怪者，非《本经阴符七术》，实柳公也！

   《本经阴符七术》称“本经”，南朝陶弘景（456~536年）注云：“由本以经末，故曰本经。”《本经阴符七术》言内圣修行，由中以制外，故有“本”之称。《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上自天子，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心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很难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是没有的事。这就叫知道根本所在。

    儒门《大学》何尝不是“本经”！

    《本经阴符七术》称“阴符”者，陶弘景注云：“阴符者，私志于内，物应于外，若合符契，故曰阴符。”此言心性与物性相通相合的关系，如符契一般。符契，也称符节。是古代朝廷调动军队或发布命令的信物，通常用竹板或金属制成，上面刻着文字，剖分为两半，一半留在朝廷，一半由将帅持有。传达命令时，使臣的符与将帅的符相吻合，命令才有效——作者是以两半符喻内心与外物。

    心物一贯的关系，《中庸》有更为生动的论说：“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只有天下至诚的圣人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他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与天地共同化育万物生命；能与天地共同化育万物生命，人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了。

    儒门《中庸》何尝不是阴符之术！

    据《战国策·秦策》和《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秦王失败后，受到家人鄙视，发愤研读《太公阴符》之谋，得其精髓，终成一代纵横大家。《史记·苏秦列传》把《太公阴符》叫做《周书阴符》，我们无法考证这类书是不是《本经阴符七术》，但苏秦学纵横之术，研习其心法当是确信无疑的——诚如后世儒者研读《大学》、《中庸》。

    在世人心中，《大学》、《中庸》为大智慧，《鬼谷子·本经阴符七术》却成了“蛇鼠之智”，悲夫！

        三、纵横之术是王道所归，而非“妄言乱世”

    柳宗元称《鬼谷子》“妄言乱世”，不是愚腐，就是无知。

纵横之学，本为“通上下之志”，是诸子百家，乃至一般人所共修的。比如《鬼谷子·飞箝第五》中，谈到“飞箝”之术的应用就分了“将欲用之于天下”和“用之于（常）人”两种情况。现代人修习纵横之术，若能举一反三，有利于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成就自己的志向。

至于战国那个诸侯大争的时代，为禁攻熄兵，纵横家舍家捐躯，游说天下，其昭昭事功更是有目共睹的。

千载之后，孙德谦先生为纵横之术辩解说：“抑吾又读《战国策》矣，张仪之诳（音kuáng，欺骗——笔者注）楚也，愿纳商于之地，使绝齐交，卒之楚受其欺，怀王遂客死于秦。议此事者，莫不责仪之变诈矣，然平心而论，仪之险恶，玩人股掌，在楚言之，则罪不胜诛，若在秦言之，则仪真秦之功臣也。夫仪之家学非所谓纵横乎？纵横一流，为古者掌交之职，即后世之使臣也。尝谓奉使出疆者，苟知交邻之道，能于口舌之间隐消祸乱，虽择术或出以诡谲（音guǐ jué，奇异，变化多端——笔者注），其功何可轻视哉！是故诸子之书即有诡术，亦在人善用之耳。”【3】

    《鬼谷子·抵巇第四》专论游说之士的从政治原则，一平天下的理念溢于言表——其所行者，实为五帝三王之事业。针对战国的政治大势，作者提出，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目的都是天下的治平。文中说：“天下分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窜匿，贪利诈伪者作，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牙巇罅。圣人见萌牙巇罅。则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则抵而塞之；不可治，则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

    作者感叹，天下四分五裂，上面没有英明的君主，公侯大臣没有道德，小人当权，毁谤和残害好人。有能力的人不被任用，圣贤远远地逃避躲藏，贪图财利、虚伪欺骗的人横行天下。君臣互相蒙蔽，国家土崩瓦解，互相残杀攻击，百姓流离失所，父子分隔，亲友反目成仇。这种情况便叫做产生了矛盾（裂缝）。圣人见到产生了矛盾，便用各种方法来治理它。如果天下还可以治理，便采取措施缓和解决矛盾；如果已经不可挽救，便用新秩序来取代它。或者用这种措施治理，或者用那种措施治理。或者使它返回到原来的状态，或者使它翻转覆灭。上古时代，五帝相互禅让，发现矛盾问题便及时解决。夏、商、周建立新王朝，则除掉原来的暴政，建立新的秩序。

北齐刘昼《刘子·九流第五十五》指出了纵横家的现实重要性。他说：“纵横者，阚子、庞愋、苏秦、张仪之类也。其术本于行仁，译二国之情，弭战争之患，受命不受辞，因事而制权，安危扶倾，转祸就福。”

纵横之学乃仁术。孙德谦先生写道：“苏、张学于鬼谷子，历说诸侯，取富贵于立谈，儒者每鄙之，为不足道；然禁攻息兵，天下稍免干戈之患，其功烈亦何可轻议。” 【4】

    苏秦的历史贡献是巨大的。在战国之世，秦与东方六国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无大的战事，“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可以说是苏秦个人努力的结果！

《战国策》的作者以激昂的笔调评价了苏秦行纵横术于天下的伟大贡献，认为用外交手段胜过用武力取得和平，并称苏秦为“贤人”。《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通“试”，使用——笔者注）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

战国时代，天下广大、百姓众多、诸侯多威武、谋臣有权势，但都要听苏秦来决策。没耗费一斗军粮，没征用一个兵卒，没派遣一员将军，没有用坏一把弓，没损失一支箭，就使天下诸侯和睦相处，甚至比亲兄弟还要亲近。由此可见，只要贤人主政，天下就会顺服稳定；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人得到任用，天下就会服从。所以说：运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就不必用武力征服来处理一切；在朝廷上运筹帷幄，就可以不必到边境上去厮杀。

超越单纯国家利益，以外交作为实现天下和平的手段，这是纵横家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可是苏秦这样一个人，在一些人眼中却成了诈人、甚至是有口才而无品德的佞人。

    西汉扬雄《法言·渊骞》载：“曰：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

    东汉王充不否认纵横家的事功，却将他们称为阿谀奉承的佞人，这些人“术则从横，师则鬼谷”。王充不知道，没有道德智慧，何以能成就如此大的事功！内圣、外王岂能打成两截？

    不过，王充对纵横家事功的论述是客观的，他说：苏秦联合齐、楚、燕、赵、韩、魏六国促成合纵，使强大的秦国不敢趁机向关外发兵。张仪促成连横，使六国不敢同时向关内进攻。六国联盟形成合纵，就使秦国畏惧六国强大；秦国促成连横，就使秦国强大天下弱小。他俩功绩昭著效果明显，被记载在竹帛史册上，即使贤人也难以超过他们！司马迁叙说很多贤人的事迹，张仪与苏秦分别有传，并没有憎恶他们的文字，功绩和名声均相当，跟贤人没有两样。其实，功绩不能用来证明一个人的贤德，就像名声不能用来断定人的实际品德一样。张仪和苏秦是排难解忧的人，处于战乱社会，实行合纵与连横的主张。在这种时候，稷和契不可能与他们争比计谋，禹和皋陶不可能与他们比事功。（《论衡·答佞篇》原文：苏秦约六国为从，强秦不敢窥兵于关；张仪为横，六国不敢同攻于关内。六国约从，则秦畏而六国强；三秦称横，则秦强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载纪竹帛，虽贤何以加之？太史公叙言众贤，仪、秦有篇，无嫉恶之文，功钧名敌，不异于贤。夫功之不可以效贤，犹名之不可实也。仪、秦，排难之人也，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当此之时，稷、契不能与之争计，禹、皋陶不能与之比效。）

    纵横之学是平天下之术，《鬼谷子》实王道之书，为成就王道之不可或缺者。《鬼谷子·中经》云：“非贤智，不能守家以义，不能守国以道。圣人所贵道微妙者，诚以其可以转危为安，救亡使存也。”

    “转危为安，救亡使存”，正是纵横家的真实写照！

近代推重纵横家者，有前面提到的孙德谦先生，其在《诸子通考》中，于“历说权宜，熄兵弭患”【5】的纵横家，多赞誉之辞。孙先生甚至希望纵横术能引起当时外交界人士的重视，其救世之心，昭昭可见。

    “纵横家者，古之掌交也。《鬼谷子》一书，所以明交邻之道。而使于四方者，果能扼山川之险要，察士卒之强弱，识人民之多寡，辨君相之贤愚，沈（沈审，深沉明察——笔者注）机观变，以销祸患于无形，则张仪、苏秦其各安中国至于十余年之久者，不难继其功烈矣。”【6】

“至于纵横一家，后世皆鄙夷之，不知七国时兵连祸结，使非有仪、秦辈，从而持急扶倾，天下必胥（音xū，全，都——笔者注）被其害。今刘昼《九流》篇云：‘译二国之情，弭战争之患。’此为孟坚（即班固——笔者注）所未言。而读《鬼谷子》书者，苟知纵横之术，以弭兵为事，则不敢斥为‘妾妇之道’【7】矣。盖今之天下，一纵横之天下也。尝谓为使臣者，果能于口舌之间，隐消祸乱，俾国家受无形之福，则其功为至大，故特表而出之，以告世之有交邻之责者。”【8】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实为全球化了的春秋战国时代，大国竞雄，小国角争。吾辈生于斯世，纵横家及《鬼谷子》再也不容忽视。否则，斤斤于一国之小利，空言和平，又有何意义！

注：（略）

（本文选自翟玉忠先生新著《说服天下：<鬼谷子>的中国沟通术》，该书由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读者可以通过京东、当当等网站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