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向民众演讲）

最初，和很多对西方社会一知半解的东方人一样，甘地对于大英帝国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也抱有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在自传中写道“那时我相信不列颠帝国是为世界的福利而存在的”。他一度还曾以为“印度只有在不列颠帝国并且通过它才能获得完全的解放”，并且真诚地希望“依靠不列颠帝国改善我和我国人民的地位”。尽管他明明知道在英国统治下印度人极其低下的社会地位，但却“并不相信我们已沦为奴隶。我当时觉得错误在英国官员个人方面的远比在英国制度方面的多，而且我们可以用爱感化他们。”甘地因此而颇为认同自己作为大英帝国臣民的身份与义务，甚至认为自己有责任参加保卫不列颠帝国的战争。然而，就是如此坚定的一个英国统治的崇拜者与维护者，也终因无法直面西方社会的严酷现实而梦断西方。

1888年，风华正茂的甘地远赴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法律，英伦的留学之旅给予甘地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的绝佳良机。留英期间，甘地也曾尝试过一种西化的生活，他穿西服、戴礼帽、学跳舞、习法文和拉丁文，还想学小提琴，并试图与当地白人建立友好关系。然而，西方禽兽绝对不会因为东方圣人的盲目崇拜就对他以礼相待，他们更乐于向满怀希望而来的甘地展示其更为真实与残忍的一面，且自以为非如此便不足以彰显白种人的高贵。不久，甘地就无奈地发现“开辟同欧洲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实验所冒的风险，和治病的实验所冒的风险是一样严重的。所不同的只是，冒险的性质不一样。不过在培植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风险。”几番诸如此类的不愉快遭遇之后，甘地对西方、西方人以及西方文化的看法大为改观。

1893年移居到白人统治下的南非生活之后，甘地与当地的印度人一起深受白人种族主义者欺压之苦。仅仅因为是有色人种，甘地就屡屡遭到白人的辱骂与殴打，甚至被从飞驰的列车上扔将下去。这样的切身之痛，不得不促使甘地深刻反思造成白种人如此野蛮行径的文化根源，此后的甘地遂痛下决心与西方彻底分道扬镳，他甚至拒绝穿着代表富有和成功的西式服装，并日益激烈地抨击西方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与文化特质。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西方文明的鄙夷之情:“我对于体现在纳塔耳白种人身上的文明，对于他们所代表和拥护的那种文明，不能不感到悲哀。”

甘地认为西方文明只不过是一种徒具文明外壳的或者说是披着文明外衣的伪文明:“那种文明，只是名字叫文明而已，在文明的名字之下，欧洲的国家，一天一天地趋于堕落和崩溃”。 有一个西方记者曾经问甘地：“Whatdo you think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你如何看待西方文明）”，甘地风趣幽默地答道：“I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idea.”（我认为 [让西方变得文明] 是一个好主意）。甘地之所以从根本上否认西方的文明性，乃是因为东西方关于文明的定义存在巨大分歧。包括印度人在内的东方人普遍认为，“文明是一种行为模式，它向人们指出应尽的责任。”真文明应该能够帮助人们控制乃至摆脱自身的动物本能，将人类的思想道德境界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层面，并以此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终极标准。然而，西方文明却将物质文明的发展作为衡量一切文明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尺。为了满足人类发财致富的低级物质需求，西方人可以仗势欺人、无恶不作，以至公开宣扬非道德，导致西方人道德败坏，甚至降低到禽兽的境界:“凡生存在这种文明之下的人民，皆以肉体的享乐为生活之目标。”在纯物质主义的主导之下，西方人疯狂追求物质财富，忽视人类的一切道德准则与精神文化需求，轻视宗教、伦理、文学、哲学与艺术。物质主义的猖獗将西方人成功地禁锢在对金钱与物质永无止息的需索之中，导致西方人彻底丧失了道德与灵魂。甘地客观公正地指出西方文明弊端丛丛，是一种造就黑暗时代的病态文明，“以至人们好像处在半疯癫状态”。他毫不迟疑地将西方文明描述为“将任何一个接触它的人玷污的撒旦的王国”，“是一种与人类真正利益作对的邪恶力量”。而解除人类精神痛苦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彻底清除西方文化的消极影响。

甘地之所以大张旗鼓地反对西方文明，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甘地无法认同西方文明的道德基础。作为一名虔诚的印度教徒，甘地真诚地相信人生而平等，认为对人类任何一个个体的伤害都是对神灵的亵渎。无时无刻不在制造失业、贫穷、苦难与不公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全然违背了人类最根本的道德准则，是极为不人道的，道德准则的缺失使得西方文明丧失了一切文化与人文价值。甘地曾这样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伤害一个个人或国家的伦理的经济学是不道德的，因此，是罪恶的……真正的经济学不违背最高的伦理标准，就像所有名副其实的真的真正的伦理同时也是优秀的经济学。坚持鼓吹崇拜贪欲之神的经济学，使强者能够牺牲弱者为代价来聚敛财富的经济学是阴暗的伪科学；……真正的经济学代表社会公正；它一视同仁地促进所有的人，包括最弱的人的福利，是正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另外，甘地极为蔑视热衷于武力征伐的西方文明，指责它的“最根本特征在于对地球上弱势种族的剥削”。近现代西方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无情侵略与扩张，给全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与灾难。这与甘地倚赖真理与慈爱等道德力量治理天下的政治主张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照，甘地始终坚信道德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佳工具,“慈爱与怜悯的力量比较武器的力量是无限量的大的”，“武装的力量一遇着爱的力量或精神的力量的时候，便毫无用处了。”甘地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筑在社会解体和丧失灵魂的基础之上”的一个“自毁”的文明，是一种罪恶的文明与“恶魔的文明”。

甘地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并将其看作是现代西方社会一切弊端的总根源:“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导致社会产生种种弊端，也是违背真理的”。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自有提高生产效率的一面，但是机械化劳动使工人成了机器和金钱的奴隶，为了微薄的薪水，成千上万的工人们被迫“为了百万富翁的利益工作”，“工作条件连牲畜都不如”。城乡大量失业与贫困人口的存在以及遍布全世界的侵略、压迫、战争与歧视等人间罪恶，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衍生的副产品。甘地愤怒谴责西方资本家用廉价倾销的纺织品打败了印度的手工业制品，“从饥饿的印度人口里抢去了最后一碗饭”。甘地崇尚以纺车为代表的印度传统农村经济形态，认为只有用其替代城市大工业，才能避免竞争和剥削，彻底消灭失业和贫富差别，使普通百姓都能过上简朴安宁的幸福生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甘地并非像某些浅薄无知的人所攻击的那样盲目反对现代化与社会进步，而是由于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文业文明所带来的诸多实际灾难，而唯恐印度成为西方可悲的复制品，从而动摇甘地视之为生命的自由与道德。甘地认识到西方的所谓社会进步“是和真正的进步相敌对的”，“西方诸国目前正在物质主义的恶魔脚下呻吟，他们的道德成长受到阻碍，他们用镑、先令、便士度量进步；美国的财富成了标准，她成了众国钦慕的对象。不少同胞说他们要得到美国般的财富却避开他的方法；我敢预言：这个企图，如获试行，注定失败”。

甘地在《印度自治》一书中还对近现代西方具有代表性的政治经济成就，如铁路、律师和医生的职业以及西方的议会制度等展开全面批判。四通八达的铁路系统在便捷人类交往的同时，也使人的罪性无限膨胀，给坏人创造高效的犯罪条件。作为西方法治象征之一的律师职业成了“发财致富的一条康庄大道”，因为“人们选择律师职业不是为了帮助他人摆脱悲惨的境况，而是为了自己的富裕。”为了招徕顾客，律师常常置公平与公正于不顾，不惜挑拨是非，扩大矛盾。由于律师的介入而导致众多兄弟反目、夫妻成仇与家庭破碎的伦理悲剧。西方现代医学则导致人们忽视对自己的身体关怀，使人的心智衰退，自我控制力与免疫力下降，医生却借机收取高额费用以自肥。甘地毫不留情地揭露道：“医院是传播罪恶的机构”，“欧洲医生是最差劲的医生”，就连江湖庸医也比“披上仁慈外衣的医生”好很多。甘地更是集中火力猛烈抨击了作为西方民主政治象征的选举制度与议会制度的荒谬与无耻。尽管人们都想当然地以为被普通百姓选出来的政治家一定是最优秀、最能干、最有教养的人。但是实际上，“迄今为止议会还没有主动做过一件好事”，“议员们虚伪又自私。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蝇头小利。恐惧成了他们的主导动机。今天做的事明天也许就不做了。我们绝对找不出一个例子，能够预言议会工作的最终结果。当讨论到严肃的问题时，人们可以看到议员们伸懒腰、打瞌睡。有时候议员们没完没了，直到听众极其厌烦。卡莱尔把议会称作‘世界聊天室’。”甘地则毫不客气地将西方式议会称作“国家昂贵的玩具”、“奴役的象征”，就像“一位不能生育的妇女”和“饱受折磨的娼妓”。甘地毫不掩饰自己对东方式中央集权制和精英治国的偏爱之情:“如果把议会浪费的金钱和时间委托给少数几位出色的人物”，国家的政治运作一定会更加公正、有效得多。

甘地还猛烈抨击了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社会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他坚定地认为伴随殖民侵略而来的经济剥削无疑是导致印度衰落和贫困的根源：“由于英国政府的管理使得印度一贫如洗。他们一年又一年地夺走我们的财富，占据最重要的职位，使我们沦落到奴隶的境地。他们对待我们粗暴无礼，不尊重我们的感情”；“由于英国人的到来，我们一天天地衰弱下去。我们的辉煌已经奄奄一息，我们的人民看上去惊恐万状。英国人统治我们国家就像是染上了一种枯萎病，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赶出去。”甘地反复强调印度不仅要从英国的殖民统治，更要从西方文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坚信只有在彻底抛弃西方文明之后，人类的福祉才会到来。甘地号召印度人民彻底摈弃腐朽堕落的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印度自身的历史传统中吸取丰富的文化营养，绝不再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甘地大力倡导建立一种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与建立在残酷的自由竞争和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针锋相对，甘地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和平、善良和仁爱”的“合作精神”之上的充满公平与正义的社会。

鉴于西方文明对人类生存发展所造成的致命的道德威胁，甘地对西方文明基本上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且终生也没有改变这种全盘反对西方的观点。他对西方的未来不抱任何希望，认为西方文明正在吞噬西方人的活力，因此是一种没有任何未来的文明，“欧洲的文明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这样一种短暂的文明经常来来去去，今后也是如此”。他在《印度自治》中更是以先知般的睿智预言西方的覆亡指日可待:“机器已经开始使欧洲荒芜，丧钟已经在敲英国的大门”，“只要一个人有足够的耐心，这样的文明终将自行毁灭”。对于那些还未从西方的蒙蔽中彻底醒悟的后知后觉者，甘地苦口婆心地规劝道:“你对文明的罪恶本质理解起来有困难。一位肺结核病人快要死了，医生却说他肯定能活下去。肺结核没有明显的症状——病人的脸上还会出现诱人的肤色，以至人们肯定他没有病。文明就是这样一种疾病，我们必须十分小心翼翼。”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甘地梦断西方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感悟仍然不失其重大的现实警示作用。甘地后来在总结自己当年误信西方的原因时，将其归因于西方人的奸诈与狡邪以及东方人的无知与轻信，他说西方人“用最漂亮的词语写研究报告，使我们受到迷惑信以为真。由于我们的愚昧无知，使我们拜倒在他们的脚下。”但愿甘地振聋发聩的醒悟之声能够及时唤醒那些至今仍然执迷不悟的人们。甘地的思想转变再次印证了近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铁律：西方最虔诚的崇拜者往往是那些未能参透西方真相的懵懂无知之辈，而西方最坚定的反对者则总是那些亲身领教过西方苦难的智勇双全之士。因此，破除西方迷信的最好解药，就蕴藏于被包裹在层层迷雾之中的西方社会自身！当真相大白之时，西方用谎言所精心铺就的西奔之路上，必将迎来幡然悔悟的东归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