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桓公问于管子曰：“楚者，山东之强国也，其人民习战斗之道。举兵伐之，恐力不能过。兵弊于楚，功不成于周，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即以战斗之道与之矣。”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公贵买其鹿。”桓公即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管子即令桓公与民通轻重，藏谷什之六。令左司马伯公将白徒而铸钱于庄山，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楚王闻之，告其相曰：“彼金钱，人之所重也，国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赏有功。禽兽者群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齐以其重宝贵买吾群害，则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齐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尽齐之宝。”楚人即释其耕农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则是楚不赋于民而财用足也。楚之男于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钱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楚钱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谷。钱五倍，是楚强也。”桓公曰：“诺。”因令人闭关，不与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谷，谷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籴四百，齐因令人载粟处芊之南，楚人降齐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楚，是山东的强国，其人民习于战斗之道。出兵攻伐它，恐怕实力不能取胜。兵败于楚国，又不能为周天子立功，为之奈何？”管仲回答说：“就用战斗的方法来对付它。”桓公说：“怎么讲？”管仲回答说：“您可用高价收购楚国的生鹿。”桓公便营建了百里鹿苑，派人到楚国购买生鹿。楚国的鹿价是一头八万钱。管仲先让桓公通过民间买卖贮藏了国内粮食的十分之六。其次派左司马伯公率民夫到庄山铸币，然后派中大夫王邑带上二千万钱到楚国收购生鹿。楚王得知后，对丞相说：“钱币是谁都重视的，国家靠它维持，明主靠它赏赐功臣。禽兽，不过是一群害物，是明君所不肯要的。现在齐国用贵宝高价收买我们的害兽，真是楚国的福分，上天简直是把齐国送给楚国了。请您通告百姓尽快猎取生鹿，换取齐国的全部财宝。”楚国百姓便都放弃农业而从事猎鹿。管仲还对楚国商人说：“您给我贩来生鹿二十头，就给您黄金百斤；贩来十倍此数的鹿，则给您黄金千斤。”这样楚国即使不向百姓征税，财用也充足了。楚国的男人为猎鹿而住在野外，妇女为猎鹿而住在路上。后来隰朋让齐国百姓藏粮增加五倍，楚国则卖出生鹿存钱增加五倍。管仲说：“这回可以取楚国了。”桓公说：“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楚存钱增加五倍，楚王将以自得的心情经营农业，因为钱增五倍，表面看来楚国很强大。”桓公说：“不错。”于是派人封闭关卡，不再与楚国通使。楚王果然以自鸣得意的心情经营农业，但粮食不是三个月内就能生产出来的，楚国粮价高达每石四百钱。齐国便派人运粮到芊地的南部去卖，楚人投降齐国的有十分之四。经过三年时间，楚国就降服了。

古今案例分析：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告诫世人：“你控制了石油, 就控制了所有国家；控制了粮食, 就控制了人类。”

粮食是最基础的战略物资，古今中外，有无数利用粮食使他国屈服的案例。著名的包括二战后期美国对日本的“饥饿战役”，它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上将主持制定的水雷封锁日本本土的计划。

日本是个岛国，工业发达但资源贫乏。根据日本大量的石油、煤炭、铁矿石、粮食等都依靠进口的弱点，美军制定了一个“饥饿战役”。这个计划从1945年3月27日开始实施，很快造成日本近海海域无法通航，重要港口不能进出，切断了日本与外界的航运。日本急需的石油、煤炭和粮食等战略物资严重短缺，很多船只和飞机因得不到燃料而停航停飞，军工厂关闭，造船厂停工，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国民陷入一片饥饿之中，整个国家濒于瘫痪状态。

“饥饿战役”历时4个半月。美军出动B一29轰炸机1528架次，布雷12053枚，其中磁性水雷4900枚、音响水雷3500枚、水压水雷2900枚、低频音响水雷700枚（美国海军出动的飞机及其布设的水雷未计在内）。所布水雷共炸沉炸伤包括“海鹰”号航母等65艘军舰在内的670余艘船只，其中炸沉和重创无法修复的达431艘，总吨位140余万吨，相当于战役开始时日本船舶总吨位的75%。美军布雷效果非常显著，平均每布21枚水雷就炸沉日本船只1艘，而美军损失极其轻微，仅损失飞机15架。 

“饥饿战役”最终实现了全面彻底封锁日本海上交通线的战役企图，水雷这一古老兵器与战略轰炸相结合，大大加快了日本帝国的败亡，1945年8月比1945年3月，下关海峡运输量下降98%，几乎完全中断。在这4个多月中进口物资下降90%，维持战争所急需的石油、煤炭、粮食等战略物资供应近乎中断，军工企业由于原料断绝，纷纷停产或关闭，日军大批飞机、舰艇由于燃料极度缺乏而被迫停飞、停航，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由于航运中断，250万吨大米堆积在朝鲜港口，而日本国内的粮食供应却极其困难。广大平民粮食配给降至最低限度，食不果腹，终日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日本帝国的末日来临了！

现代战争中，包括粮食在内的禁运措施会带来灾难性结果，但有时战略效果并不明显，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以1990年8月至2003年5月联合国对伊拉克长达13年的经济制裁为例。

首先，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伊拉克人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加上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得不到改善及饮用水受到污染等因素，伊境内许多地区疾病流行。1999年，安理会派遣一个专家小组负责研究经济制裁对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影响问题，该专家小组于同年向安理会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经济制裁使伊拉克成为世界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伊拉克有23%的新生儿存在体重过轻问题，5岁以下的伊拉克儿童有四分之一严重慢性营养不良。199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调查报告公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伊拉克新生儿的死亡率在1984年为4.7%，到1994年则上升为10.8%。另据伊拉克卫生部门统计，1999年10月份死于腹泻、肺炎、呼吸道疾病和营养不良的5岁以下儿童共有6122人，而在制裁前的1989年同期，死于上述疾病的儿童只有272人。1999年10月份死于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和恶性肿瘤的中老年人达2918人，而在1989年11月份仅有391人死于上述疾病。伊拉克卫生部门统计数字还显示，仅2002年1月至7月，伊拉克死亡的人数就达10.3万，其中4.63万名为不足5周岁的儿童。

由于联合国全面的经济制裁给伊拉克平民带来极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在2000年国际和平学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沉痛地指出：“十年制裁不但存在效率问题,而且还使伊拉克的无辜平民成为被制裁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牺牲品。” 

《吕氏春秋•审分览•执一》主张天下一统，“一则治，两则乱”的观点是正确的，主权分立的世界不是正常的人类政治状态。因为政权争雄必然迫使各个国家将大量资源用于互相屠杀，同时引发激烈而残酷的经济战。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