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阐微：

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起来，必须有强大的实物经济作后盾，靠经济泡沫支撑的繁荣是最为危险的。“沐树”就是把路旁树上的枝条剪去，以绝游息，使民归农以富国。

此计与前面抗庄之谋正好相反，抗庄之谋是发展娱乐业以损富者之有余，沐树之谋是减少娱乐以补“衣坏而鞋破”者之不足。二者的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为达到百姓均平，社会和谐。《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中亦有此计，文句多有不同，而《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是讲对外经济权谋，沐树之谋出现在那里可能是后来混入。

原文：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屦穿，寡人欲使帛、布、丝、纩之贾贱，为之有道乎？”管子曰：“请以令沐途旁之树枝，使无尺寸之阴。”桓公曰：“诺。”行令未能一岁，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屦。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对曰：“途旁之树未沐之时，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来之市者，罢市相睹树下，谈语终日不归。男女当壮，扶辇推舆，相睹树下，戏笑超距，终日不归。父兄相睹树下，论议玄语，终日不归。是以田不发，五谷不播，桑麻不种，茧缕不治。内严一家而三不归，则帛、布、丝、纩之贾安得不贵？”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说：“五方百姓太穷，多是衣坏而鞋破，我想使帛、布、丝、絮的价钱贱下来，有办法么？”管仲说：“请下令把路旁树枝剪去，使它没有尺寸的树荫。”桓公说：“可以。”行令不到一年，百姓多数是身穿帛衣而鞋子完好。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说：“当路旁树枝未剪时，五方百姓中，男女相好往来赶集的人们，散市后相会于树荫之下，闲谈而终日不归。壮年男女推车的，相会于树荫之下，游戏舞蹈终日不归。父老兄弟相会于树荫之下，议论玄虚终日不归。因此造成土地不开发，五谷不播种，桑麻不种植，丝线也无人纺织。从内部看，一个家庭就有此“三个不归”的情况，帛、布、丝、絮的价钱怎能不贵呢？”桓公说：“讲得好。” 

古今案例分析：

 《管子》的作者清楚，只有发展商品生产，物价才会真正降下来。沐树之谋是通过减少娱乐的巧计让人们从事生产。在近代社会，人们大量失业，生产链条崩溃常常是因为自然灾害、战争或经济体制本身的原因。

最早论述通过人为扩大需求，增加就业机会，以工代赈的当属《管子•乘马数第六十九》，：“如果遇上大旱大水的灾年，百姓无法务农，则修建宫室台榭，雇用那些养不起猪狗的穷人以做工为生。所以，修建宫室台榭，不是为观赏之乐，而是为了求得经济平衡发展的一项国策。”（原文：若岁凶旱水泆，民失本，则修宫室台榭，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故修宫室台榭，非丽其乐也，以平国策也。）

以工代赈的前提是国家有足够的物资储备，而现代凯恩斯主义则以充分就业为目标来制定财政预算，不管是否有赤字。这导致今天美国政府对赤字的过渡依赖。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年）提出过“粉刷凯旋门”增加就业的主张。现代史上是最成功、最宏大的以工代赈计划发生在罗斯福新政期间，它不仅拯救了美国经济，也拯救了美国人的灵魂——劳动会给人自信心！

新政期间，美国设有名目繁多的工赈机关，首先是以从事长期工程计划为主的公共工程署（政府先后拨额 40 多亿美元）和民用工程署（投资近 10 亿美元），后者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18万个小型工程项目，包括校舍、桥梁、堤坎、下水道系统及邮局和行政机关等公共建筑物，先后吸引了400 万人工作，为广大非熟练失业工人找到了用武之地。后来又继续建立了几个新的工赈机构。其中最著名的是国会拨款50亿美元兴办的工程兴办署和专门针对青年人的全国青年总署，二者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联邦政府支出的种种工程费用及数目较小的直接救济费用达180亿美元，美国政府借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 多座校舍与医院，不仅为工匠、非熟练工人和建筑业创造了就业机会，还给成千上万的失业艺术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

罗斯福新政以工代赈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该计划专门吸收年龄在18岁到25岁，身强力壮而失业率偏高的青年人，从事植树护林、防治水患、水土保持等工作。第一批招募了25万人，在遍及各州的1500个营地劳动。到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先后有200多万青年在这个机构中工作过，他们开辟了740多万英亩国有林区和大量国有公园。平均每人每期干9个月，工资中拿出绝大部分作赡家费，这样在整个社会扩大了救济面，增加了购买力。民间资源保护队在美国现代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当时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扩展了资源保护运动的范围和群众基础，为战后美国的环境运动埋下了伏笔。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工合运动，可以说是一种战争条件下的以工代赈。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和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目睹日本侵略军对上海进行疯狂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决心建立一种“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难民的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合在一起的工业合作社。

这一设想得到宋庆龄女士的支持。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8月24日，中国工合的第一个合作社宝鸡打铁社正式成立。为了争取捐款，宋庆龄多次写信要求国际友人支援中国工合事业。1939年5月1日，她在一封信中呼吁他们，“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流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自尊心，并为中国的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工合运动有力支持了抗战事业，据不完全统计，到1942年6月，工业合作社的分布情况为：西北区共建立325个合作社，4019名社员；西南区246个合作社，3485名社员；东南区433个合作社，5395名社员；川康区247个合作社，4800名社员；云贵区158个合作社，2497名社员；浙皖区68个合作社，874名社员；晋豫区118个合作社，1610名社员。七个区共计1595个合作社，22680名社员，整个工合每月生产总值达24022944元（法币）。 

一时之间，工合运动赢得了“经济国防线”的美誉。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