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近期翟玉忠先生答友人的信中，不仅谈到自己对孔子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还厘清了中国文化史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孔子之学、孔门四科、儒家思想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等。兹摘录如下，供学习参考—— 

过去十多年，我对孔子的认识不断深入，大体如您所说，“先抑后扬”。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长期以来，囿于千百年来的观念，我将儒学等同于孔学，认为孔子文弱不武，只是上承王官学，整理“五经”，没有看到他培养德行、政事、言语（外交）、文学（儒家）精英，开启了孔门四科及诸子百家之学。

汉武帝时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将孔子之学片面化，大体只留下“文学”一科。随着将孔子矮化为儒家，中国文化本身也跌入“经学陷阱”，两千年来不能自拔；宋儒以“四书”谈心性，欲恢复孔门“德行”科，同佛家抗衡，怎奈引佛入儒，儒家修法佛家化，颠倒本末，诚可叹也。

“五经”本是王官学，周代礼乐制度崩溃，其学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诸子兴焉。加上更加空疏的“四书”，导致儒家“无用”之学膨胀。在民国初年“整理国故”运动中，“乱七八糟”且“无用”的中国文化，只能成为西方学术的研究对象和西方文化的附庸。

当代，许多学人无法从汉、宋儒家的阴影中走出来，且变本加厉，一谈中国文化，即是儒家文化。甚至不再满足于文化上成为西方附庸，还要在政治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成为西方的附庸——人家有宗教，我们也要有；人家搞三权分立，我们也要搞……在今天的国学热中，在所谓的“反西方保守主义”背后，这种思潮盛行！

孔子是内圣外王皆有大成就的一代圣贤，能文能武，能佛能魔，至随心所欲、“无可无不可”的境界。“至诚之道，可以前知”，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曾准确预言商瞿四十岁后会有五个儿子。他还让弟子出门时带雨具，结果当天果然下了雨。弟子们感到奇怪，问孔子何以知道天将下雨，孔子就用《诗经》中的一句搪塞他们——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恐学人着相、妄求的理念是一贯的。

孔子在传播宇宙大道伟业中具有革命性地位。整体上，东西方内圣外王一贯的大道是“密法”，其精髓只传给少数人，如宗教领袖的少数弟子或贵族子弟。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宇宙大道世俗化了，让所有人都可以在生活中行大道——这是开天辟地的创举！

孔子集大成，师事重道的老子，兄事重法的子产，学宗道法，道器兼备，弟子三千，桃李满天下。所以尽管孔子没有诸侯之位，太史公仍为他写“世家”。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说：“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

孔子说自己能够“仁且忍，辩且讷，勇且怯”（《淮南子•人间训》），就是这样一位大成至圣先师，却被后世儒者随意打扮，成了柔弱不武，只知仁义道德，毫无刚猛之气的小儒！这种“反孔灭道”的做法影响至今。比如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中，说孔子“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张岱年《孔子与中国文化》中，说孔子把“礼乐与军旅对立起来”。殊不知，孔子时代文武尚末分为两途，军礼本为诸礼之一，何来对立？！

孔子用兵，能达到“抡刀上阵不动心”的境界。据《史记•孔子世家》，公元前484年，冉有为鲁国执政的季康子统率军队，在郎地同齐国作战，打败齐国。季康子问冉求：“您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还是天生的？”冉有回答：“我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季康子追问：“孔子是怎样的人？”冉有回答：“任用他要符合名分，他的学说不论是传布到百姓中，还是对质于鬼神前，都没什么缺憾。我按照老师的原则行事，虽然有二千五百户人家的封赏，老师也会毫不动心的。”

在内乱和外敌面前，孔子总是奋不顾身，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公元前497年，孔子任鲁国大司寇兼摄相事，为了加强君权，派人拆毁三都。面对贵族的反抗，是孔子带人在“武子之台”救出了鲁定公，当时乱兵已经到了定公身边，情况十分危急。《史记•孔子世家》载：“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中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

在齐国即将入侵鲁国的关键时刻，孔子知人善任，派出子贡，拯救了父母之邦。这次纵横外交十分成功。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我们熟悉的吴越争霸，卧薪尝胆的故事，都以此为背景——正是孔子学团改变了春秋时代的战略大格局！

传统兵学，“孙吴”并称。孙指孙武，吴指吴起。吴起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孔子弟子子夏的高徒。

您看，孔子所行，和传习经典（文学）的儒家有很大不同，后世儒家将孔子之学等同于儒家之学，从文化到政治经济，对中国的伤害真是“罄竹难书”。因为这样做，不仅使中国文化的外王之学边缘化和异端化，还使儒家同士绅豪族形成政策联盟，不知摧毁了多少家国，那是经济上的“世卿世禄制”，会导致土地兼并，公权力弱化，整个社会系统的失衡。

宗法社会秩序的核心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制。孔子教育实践本身就是对这一制度的最大冲击，它使仕途向一般民众打开。

孔门德行科，也意味着能够从政。和后世空谈仁义道德，不问世事，不知经济的儒生极大不同。仲弓和颜回一样，列德行科，孔子认为冉雍（字仲弓）有德行，说他可以治国理政。因为冉雍出身低贱，孔子就说：“耕牛产下的牛犊长着红毛，角也长得整齐端正，人们虽想不用它做祭品，但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上说：“孔子以仲弓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贱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骍（音xīng，赤色的马和牛——笔者注。）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很明显，孔子反对宗法社会世卿世禄制度，主张选贤与能。

孔子也讲“法生德”。他五十六岁执国政，先诛杀当时“乱政”的大名人少正卯，然后才有了执政三个月就路不拾遗的大治。这与商鞅徒木立信，曹操任洛阳北都尉，悬五色棒于城门没有太多区别，只是孔子行事总是刚猛非凡——鲁国国政混乱久矣，恐不得不然！

四科之学由孔子阐发，孔门弟子发扬，最后至战国汇为诸子百家这一东方文化巨流。

我不是否定三代王官学，史官所传道法在中国文化中的根脉地位，只是强调孔子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孔门道术传承直至荀子（韩非、李斯皆出荀门），荀门传诸经、一天下，这个功劳是孟子及其后学所不能比的——对中国文化影响至今。

研究孔荀之道，孔门四科之学，是中国文化研究的命门所在。否则，政教两分——德行、文学（传经）科与政事、言语（外交）科两分——单讲政治上的道法，或单讲德行教化，都不能收拾贯通天地人，内圣外王不二的大道。

我们不能如后儒一样只重孔子“承上”、“继往”方面，忽视其 “启下”、“开来”的更重要方面。不能只讲“四书五经”，避而不谈孔门四科、诸子百家——春秋战国“由经入子”是进步，汉代“由子入经”则是灾难！今天还有人主张“新经学”，知源而不知流，知本而不知末——令人痛心！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翻译“儒家”，肯定不能再将之译成“孔子的主义”Confucianism，因为儒家只代表了孔门传习经典的“文学”科，那只是修习大道的起点，还要安人，安天下，方能得大成就；但“儒家”具体如何译，还要认真考量，似乎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文化基本观念、概念混乱，谬种流传太久了，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