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阐微：

节制资本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一贯的主张。《管子•权修第三》认为，市场上店铺不成行列，是百姓富裕自足的标志，上面说：“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显然作者反对过度商业化，主张农民回归本业。

本计的目的与《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城藏之谋”一样，都是为了减少商人的利润，实现百姓均平。《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中有“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本节中则称“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抗庄之谋用发展娱乐业的办法实现百姓均平，真可谓“缪术”

原文：

桓公曰：“四郊之民贫，商贾之民富，寡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为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决瓁洛之水，通之抗庄之间。”桓公曰：“诺。”行令未能一岁，而郊之民廓然益富，商贸之民廓然益贫。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对曰：“瓁洛之水通之抗庄之间，则屠酤之汁肥流水，则蚊母巨雄、翡燕小鸟皆归之，宜昏饮，此水上之乐也。贾人蓄物而卖为雠，买为取，市未央毕，而委舍其守列，投蟁母巨雄。新冠五尺请挟弹怀丸游水上，弹翡燕小鸟，被于暮。故贱卖而贵买，四郊之民卖贱，何为不富哉？商贾之人，何为不贫乎？”桓公曰：“善。” 

译文：

桓公说：“农民穷，商人富，我想削减商人财利以增补农民，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请下令疏通洼地积水，使它流进两条平行大街的中间。”桓公说：“可以。”行令不到一年，农民果然逐步富裕起来，商人果然逐步贫穷了。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疏通洼地的积水，使它流进两条大街中间，屠户和酒馆的油水就都流到水里来，蚊母鸟那样的大鸟和翡燕那样的小鸟全都飞集此处，宜于黄昏饮酒，这简直是一种水上的行乐。商人带着货物，销售则急于脱手，收购则急于买进，提早结束买卖，离开货摊，捕捉蚊母之类的大鸟去了。刚成年的青年，也都争先恐后地挟弹怀丸往来于水上，弹打翡翠、燕子一类小鸟，直到夜暮方休。因此就出现商人贱卖贵买的局面。农民则相应卖贵而买贱，怎能不富呢？商人又怎能不穷呢？”桓公说：“好。” 

古今案例分析：

国民的生产和生活习惯的确会影响整体经济状况。

西汉时，匈奴为了摆脱对汉朝的经济依附，在宦者中行说的劝说下，匈奴将汉朝的缯絮做成衣裤，穿上后故意纵马于荆棘中弄破它，让人看到汉朝的缯絮不如匈奴的毛皮衣服；他们干脆将汉朝的食物直接扔掉，目的也是保持本民族的生活消费习惯，进而维护经济政治上的独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说：“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

早在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iedrich List)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曾指出，如果沿海公民对本民族工业产品心存蔑视心理，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甚至有政治分裂的危险！所以李斯特主张经济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保护自己的工业，培育自己的市场，因为国内市场的培养比向海外追求财富重要得多，国内工业上有了高度发展的国家，才能在国外贸易上有所发展。他写道：“这个学派（指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经济学派——笔者注）对于市场的本质和特征，只是从世界主义观点而不是从政治观点来衡量的。欧洲大陆沿海国家，大多数处于伦敦、利物浦或曼彻斯特工业天然的市场范围之内；在自由贸易下，就大陆各国内地来说，只有极少数地方的工业产品能够在它们自己的口岸与英国工业品维持相等的价格。英国的工业资本比较雄厚，技术比较先进，有着较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在较大规模下、因此也就是较低成本下从事生产，海上运输费用也比较低廉，这就使英国工业居于比别的国家更有利的地位；后者要占有这种有利地位，只有对本国市场作长期不断的保护，积极改进内地交通设备，才能逐渐实现。但是沿海一带居民的市场，不论就国内或国外贸易来说，对于每一个国家都是极关重要的；如果在沿海一带市场占上风的是外国而不是本国工业，这个国家就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是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确实的，如果一个国家其沿海一带的城市，风气所趋，同情于外国人胜过本国人时，不论从经济或政治方面来说，国家所处地位再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2～163页。）

笔者认为韩国人在某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在一个商品和资本全球化时代，韩国人懂得市场和土地一样是不可交换的宝贵资源，爱国不仅是爱自己国家的领土，还要爱自己国家的产品，哪怕这种产品不是最好的。每个韩国人都自觉同民族工业基础有机联系起来——他们爱自己的文化，才有了“韩流”，他们爱自己的汽车，才有了现代，他们免除高科技人才的兵役，才有了游戏《传奇》……

韩国人信奉“身土不二”的消费原则，将市场与民族品牌结合在一起。在韩国国内，本国人用国货是一种基本的消费观。在韩国主要城市的大街上，找一辆非本国品牌汽车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尽管在首都的商业区你能同样发现奔驰、宝马、VOLVO等世界一流品牌的汽车销售展示厅，但是在马路上能看到的进口车绝对寥若晨星。韩国汽车在国内市场上始终占有超过95%的份额，究其原因主要是韩国人的消费观念。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爱国和买国货的教育，认为买外国汽车是一种耻辱，会被人耻笑——这正好与中国人天真地对外国货趋之若骛相反！ 

许多人不会忘记1997年韩美间的汽车大战。美国试图要求韩国政府采取“具有转折意义”的措施来改善韩国消费者对外国汽车的消费意识。但韩国以“从政府的角度努力有限”加以拒绝。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韩国人！他们因为有了独立的民族精神才有了强大的本国产业！

2003年11月出版的《汽车导报 》曾刊发了楼浩的《从韩国现象看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一文，作者在参观了韩国现代汽车后写道：“韩国国民对国货的拥戴令我们敬佩不已, 一出机场，满目皆是现代汽车。现代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力也由此可见一斑。在韩国这个充满了现代标志的国家里，平均每4个人就有1辆车，而在汉城（2005年更名为首尔——笔者注），更是平均每2.5个人就有一辆车。在庞大的车流中，让我耿耿于怀的，便是韩国国产汽车所拥有的绝对优势。现代汽车在韩国市场占有率为70%以上（包括起亚汽车在内），在汉城街头，我们看到的进口轿车可谓是屈指可数（特别日本车更是罕有）。”

笔者承认，刚刚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在全球化时代成熟起来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多年以前，一位同事要离职，不会唱歌的我不得不去陪大家唱歌。在国家图书馆附近一个豪华歌厅的地下停车场，我的一位年轻女同事刚一下车就飞向一辆停在旁边的奔驰车，去抱吻它——我被这一场面惊住了。事后才知道，那车是原装进口的，价格在150万人民币左右！

我坚信，这个拥有千年古文明的民族正在飞快地成熟起来。他们终将懂得：市场和领土一样不能与人！技术和主权一样不能换来！李斯特一百多年前的忠告似乎针对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个国家经济上的分裂是最危险的。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