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乐善堂，听起来就像一家药店的名字，实际上它就是一家药店。

在十九世纪末，乐善堂是汉口首屈一指的大药房。下图就是乐善堂的一则广告。

然而，这家药店除了是一家药店，还是日本最为重要的一家间谍机构，对于日本侵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就来讲讲关于乐施堂和日本间谍的故事。

日本间谍，并不是历史故纸堆中的名词，而是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现实。仅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多次爆出日本间谍案。例如，2017年3月，中国有关部门在山东省和海南省拘留6名日本男子。 据消息人士透露，被拘留的6名日本男子年龄介乎20到70多岁，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早前报道

日本共同社称，2015年5月至6月，先后有4名日本人在中国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国家安全被捕。除来自札幌的男性外，还有一名50余岁男子（爱知县）在浙江被捕；一名50余岁的朝鲜族男子（神奈川县）在辽宁丹东被捕；一名50余岁女性在上海被捕。四人目前均已被起诉。

除上述四人外，另据国际在线消息，2016年7月还有一名来自中日交流团体的日本男性负责人被逮捕，并于2016年底受审。

日方一直否认有日本人从事间谍活动。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多次否认称，日本政府不会向海外派遣情报人员。但实际上，在中国境内，日本的商社和金融机构大大小小千余家，它们遍布中国许多大中城市，日本情报机构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他们或亲自下手，或利用中国雇员，从事各种情报搜集工作，其行为十分猖獗。据估计，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籍人员可能不少于50万。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步伐的加快，日本更是从骨子里把中国视为亚太地区的头号对手。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必将会强化情报工作。

2005年曾经公开报道一桩著名的日本在中国的间谍活动。日本人大林成行和东俊孝未经中国测绘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中国擅自从事测绘活动，用GPS测量仪器和动态差分测量技术测量、采集中国境内的大量地理坐标数据，已经可以将数据精确到20至50厘米，完全可以用于军事目的，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严格禁止的。

日本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源远流长。一名文工团干部曾经讲述过他在建国初期的亲身经历：

１９５０年秋天，我奉命出差去到湖南省宜章军分区，任务是按照中央档案馆和总政治部的要求，搜集革命历史文物。军分区司令员也是一位老红军干部，他说：“宜章地区是革命老区，１９２８年朱总司令曾在这里领导过宜章暴动和湘南暴动，疏散在民间的革命历史文物肯定是不少的。我会尽可能地给你们提供线索。不过这里山高路险，人烟稀少，宜章城以南１００多里的太平垌过去就有大股土匪，自称‘湘粤反_共游击根据地’，去年我们才把它搞掉，但是残余分子还存在。既然你们要走很多地方访问很多人物，为了安全，我至少要给你们配备一个警卫排的兵力，沿途护送……”

警卫排排长姓李，２０出头，非常精明强干。他身边老有一个背着图囊的小通信兵，形影不离；在路上一遇到有疑问的岔口，他就找出地图来查看一下。也亏得他这样做，我们很少雇请向导，也几乎没走过弯路。

有一天，我们准备走７０多华里去访问一位烈士的亲属。当我们用急行军的速度不歇气地走到一座大山脚下休息的时候，李排长又把地图找了出来，看了一会儿说：“这里有一条小路，可以不用绕道直接穿山而过，少走２０华里。不等天黑我们就能到达目的地。可就是不知道路口在哪儿。”问了好几个过路的年轻人，都说没有这条小路。

李排长说：“这种地图是很精确的，它画着有就一定有。我们需要找一个向导。一班长代我指挥，二班长跟我一道去！”说着，他把地图交给了我，自己和二班长飞快地下了山。

不一会儿，李排长他们回来了，带来了一位５０岁左右的瑶胞打扮的男子。他非常热情地过来笑着和我们握手，说：“过山小路是有的，从前打猎、采药的人都知道。这些年走的人少了，难怪后生仔搞不清楚。带你们过去吧！”他抽出腰带上系着的长柄柴刀，走到前边把山坡下的杂草灌木砍倒，立即出现了一个路口。我们就跟着他穿过那浓荫蔽日，藤蔓缠绕的崎岖小路，虽然吃力却也顺利地过了大山，晚饭前就到达了目的地。

据这名文工团干部说，他当时非常惊讶于这张地图的神准，于是将地图接过来仔细看了看。

他看到这张地图时十分震惊，因为其比例尺竟然是５万分之一，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在图上画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汉字，山顶制高点和山腰等高线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了若干米，所有的道路也都标明了分段里程……即使以测绘的工艺水平来衡量，这张地图也堪称一流，清晰而精确地丈量出我国大好河山的山山水水。

五万分之一的日本军用地图（示例）

更让他震惊的是，这张地图上明目张胆用汉字注明：“大日本陆军总部绘制”等字样，而且还标着制作日期“昭和３年”（１９２８年）！

他当时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就仿佛突然得知我国的所有秘密都被另一个国家事无巨细地掌握后，心底涌出的那种恐惧感。

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六年后的1937年，才发生了卢沟桥事变。而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三年的１９２８年，日本就向全军印发了我国的军用地图。绘制它们究竟又要早到什么时候呢？

这些魔鬼般精准的、标注我国国土的军用地图，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那些走遍了中国大地，几乎用脚丈量了中国每一寸山川河流的日本间谍，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

这些日本间谍，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敌人。但正是这样的敌人， 以难以想象的坚忍、顽强、不惧生死，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

自唐以来，从遣唐使到浪人，从朝贡到游学，从经商到劫掠，中国与日本这个国家的来往长达千年以上，也可能是中国与外国相交最密的国家。

这些日本间谍是如何掩藏自己的身份，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事无巨细地收集中国的情报的？要知道，其中大多数人并未得到日本官方的任何资助，他们是如何凭借着一腔热情，成为自带干粮的间谍，前赴后继地以颠覆中国政权为己任？

早在丰臣秀吉时代，日本就开始了海外征服。至德川幕府末期已经形成了‘海外雄飞论’。到明治维新初始，日本以明治天皇的《御笔信》为思想指导基础，形成了著名的军国主义大陆经略政策。其矛头直指中国与朝鲜。

这封所谓的御笔信是这样说的：“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

在这样的环境下，日本学者首先在意识领域中制造中国敌人论，日本兴亚论，八纮一宇理论等。而接受了这样思想的日本间谍们便如蝗虫一般，涌向中国大陆。

19世纪末期，潜入中国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荒尾精，神尾光臣，便是早期潜华日谍中的佼佼者。

石川伍一

石川伍一，1866年生于日本秋田县，青少年时期就读于标榜“兴亚主义”的兴亚学校专攻中文。1884年，18岁的石川伍一来华，在日本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的带领下继续学习汉语，研究中国问题。三年后，加入了日本在华的秘密情报组织——汉口乐善堂，并且很快成为了汉口乐善堂的骨干成员之一。

汉口乐善堂是怎么来的呢？

1886年，日本现役陆军中尉荒尾精化装成平民，摇身一变，成为在上海经营眼药水和杂货的乐善堂上海分店主。日本商人岸田吟香的帮助下，在汉口开办了乐善堂分店。这是在中国大陆上出现的第一个日本间谍机关与间谍学校。荒尾精广发邀请，让日本浪人们汉口参加乐善堂。1888年，日本派出一批青年参加汉口乐善堂谍报组织。

荒尾又以汉口乐善堂为中心，建立了湖南(山内线负责)、四川(高桥谦负责)、北京(宗方小太郎负责)三个支部。所谓“支部”其实也是“分校”。乐善堂特工以中国人的身份出现，以江湖各种职业为掩护，徒步行走探查中国内地各省，直至新疆、西藏。乐善堂深入中国地理、人文的作风，30多年以后，完成了对中国大陆的详细测绘工作，为日本侵略中国做出了详尽充分的情报准备。

按照著名的军国主义组织——日本黑龙会所编撰的《东亚先觉志士列传》，此地成为日本在华“志士们”的“梁山泊”。他们蓄辫发，着华装，将自己打扮成中国人，以商人的名义为掩护到处活动。

日本人严谨的行事作风在间谍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并没有从官方获得任何身份及赞助，他们还是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相当严密的组织结构，并时时处处以“我党”这样充满政治含义的字眼自诩，而并非“我公司”或“我堂”。

在他们集体拟定的一份名为《一般心得》的“党章堂规”中，提出第一阶段任务就是“改造中国”。荒尾精在一封发给下属的指示中，将乐善堂“强烈之事业”上升到“小之有关日本，大之有关世界”的高度，自我期许非常高，并特别要求“同志们”“自觉其责任之重大，百折不挠，小心胆大，巧装俗态，以避内外人之疑”。

在他们的“党章”中，开宗明义地说：“我党目的既极重大，故任务最重，岂轻进缓漫所能致耶？一举一动，有关兴废之处不少，故宜深谋远虑，珍重踪迹行动，必须万无一失，乘机敏断，以达目的。”“党章”要求“同志们”在平时与外人交往时，态度务须稳重，“不可流露少壮书生的狂态，尤其与支那人相遇之时，尤应谨慎，既系化装商人，故谈述事项，全需集中商情方面，以免被人察出真正面目”。

乐善堂建立了相当严密的机构。荒尾精自任堂长，所有人员分成了“内员”与“外员”两种。内员设立了三个部门：“理事股”负责商业经营和会计等；“外员股”执掌整理调查报告、审查在外干部情况，摘录国内外大势消息等；“编纂股”则负责汇集各地的调查报告以及东西洋的新闻，择要编撰成册作为日后的参考资料。

一线的间谍们都安排在了“外员”部门，调查项目被细分为土地、被服、阵营、运输、粮食薪炭、兵制、兵工厂等，此外对于山川土地的形状，人口的疏密，风俗的善恶贫富，都要求从军事和经济的角度进行实地调查。

根据谍报整理的《支那经济全书》，长期成为日本了解中国的工具书。

谁是日本人的“统战”对象？

根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记载，乐善堂将6类中国人定为侦察和“统战”重点：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

在“君子”一项中，分为六等：第一等：有志于救全地球者；第二等：有志于振兴东亚者；第三等：有志于改良国政以救本国(指中国)者；第四等：有志于鼓励子弟而欲明道与后世者；第五等：有志于立朝治国者；第六等：洁身以待时机者。

“豪杰”分为八种：一、企图颠覆政府者；二、企图起兵割据一方者；三、对于欧美在国内的跋扈，深抱不满，而欲逐之国外者；四、企图仿效西洋利器者；五、有志于振兴工业者；六、有志于振兴军备者；七、商业巨子；八、提倡振兴农业者。

他们还专门指出，凡有下列缺点者，则不能列入“豪杰”：凡品行不足为人仪表；智不足以分嫌疑；信不足以使人守约；廉不足以分财；见危而图苟免；见利而图苟得者。

19岁的滕岛武彦在汉江之上被水匪抢劫时，还能想法儿收服水匪，并不惜耽误新疆考察大计，而前往营救被官府捕获的水匪头目，就是为了“团结”豪杰们。

荒尾精曾经明确地要求：“探究朝野人物及马贼、白莲教等的踪迹和实情，善收其人心，以及他日能为我所用之方法。”

“豪族”则指名家或富室之后，日本人认为他们在一乡一镇之间，都有相当名望，如得一人，犹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他们在给间谍的指示中，要求“细查豪族的系统，同时访求他日足为我之妨害的朝野人物，以及除去彼等的方法”。

“长者”则指家富而好济贫，在乡间排解纷争的人物。此类人，乡望素孚，如得一人，犹如获得一乡一镇之人。

“侠客”是那般奋不顾身、喜打不平，救人于危者，此类人平日颇得血气方刚的青年子弟崇拜，“有事之际，如得其振臂一呼，得益不少”。

乐善堂的日本间谍们，就根据上述标准，“发现人才”后一面详细打探，制作档案；另一方面设法与其接近结交。

从这一中国人才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的殚精竭虑，其间谍们“面向基层”、“面向实践”的工作十分扎实。他们因此而与中国下层的秘密社团建立了广泛的联络，哥老会、九龙会、白莲教以及“马贼”们，都成为他们工作的对象。

在日后的侵略中，日本人能相当有效地利用“驱除靼虏、恢复中华”进行蛊惑，并在中国的共和革命中赢得革命党普遍的倚重和尊敬，都与其当年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难以分割。

乐善堂将外员们分立为不同的“支部”，除最早的湖南支部外，还建立了四川、北京、天津和上海支部。除上海主要负责为其他支部供应商品外，各地支部表面上均是一个杂货铺子，为谍报工作做掩护，间谍们就以送货为名，可以堂而皇之地行走各地。

北京支部被荒尾精称为“我党演戏之首要地方”，派了最能干的宗方小太郎坐镇，重点是观察清廷中央的政治动向，宗方同时负责天津支部，开展针对李鸿章和北洋舰队的谍报工作。京、津两支部还负责山东、山西、东北各省及蒙古的情报收集。

著名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的纪念碑

乐善堂直接实施的最著名的间谍活动，便是对北洋舰队的渗透，在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开战前，北洋军的方方面面被调查了个底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