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先生在第四届河北儒学论坛上演讲） 编者按：新法家网站总编辑翟玉忠先生受邀参加于2017年11月18日至19日召开的“和合大同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河北儒学论坛”，提交了《三生万物，和在中央》得学术论文。我们在这里分三部分发表与广大同道分享。 内容提要：东西方，石器时代的二元观念沿着完全不同的路径展开。在西方，二元对立成为主流，尽管辩证法在十九世纪获得了前足发展，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脱离二元的思维方式；在东方，中国先哲实现了从二元观念到三元观念的突破，发展了“三生万物”思想——除了阴、阳二气，还有生成万物、超越二元对立的（中）和气。数千年来，它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
站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角度，不经过党派竞争，民众投票选举的执政集团都是非法的，因为这违背了抽象的“主权在民”原则。问题是，西方政治实体设计中没有代表“人民主权”的机构，中央政府只是利益角逐的战场，主要代表竞选获胜的利益集团，“人民主权”因此被利益集团瓜分殆尽。结果原子化的西方公众除了一纸选票，缺乏太多的政治经济权利，西方政党本身也因“为党争而党争”变得效率低下；按照中国“三生万物”的思想，“和实万物”，只有超越党派、“无偏无党”的中性政府才能实现社会持续发展，党派竞争是独阴或独阳的对立，“同则不继”，多党竞争是不能持续发展的。如果将西方二元辩证视为一个平面，那么中国的三元辩证思维就是立体的三维空间！ 正文 二、古今中国政治经济的思想文化基础 与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不同，中国先哲认为中央政府不能代表某个利益集团，执政者也不能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以多数决的形式产生，因为那样最终还是“独阴”或“独阳”。“三生万物”，政治中最大要素是超越左右、阴阳，代表整体的“中”或“和”，“和在中央”，这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建中立极，上古“皇极”观念产生于中国三元辩证思维的哲学沃土！ “皇极”概念出自《尚书•洪范》。西周本是中原西部的一个诸侯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明显落后于东方的商人。武王克商后，拜访了纣王的叔父箕子，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箕子罗列了九条原则，即著名的“洪范九畴”，包括：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这九条治国大法，最为重要的是居于中间第五的“皇极”，西汉孔安国传曰：“皇，大。极，中也。凡立事当用大中之道。”唐代孔颖达疏云：“：‘皇，大’，《释诂》文。‘极’之为中，常训也。凡所立事，王者所行皆是，无得过与不及，常用大中之道也。《诗》云‘莫匪尔极’，《周礼》‘以为民极’，《论语》‘允执其中’，皆谓用大中也。”【14】 可见，“皇极”本义即为大中，中和之道，即“三”中的和气。“皇极”是“洪范九畴”的轴心，对于理解中国数千年来基本政治经济组织原则十分重要，全文如下： “五、皇极：是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 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 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 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尚书》文字古奥难懂，上面的文字大意是说：治理天下的大中之道是，应当建立大中原则，以五福为方法，普遍赏赐臣民。这样，臣民就会拥护中道。保持大中原则的方法是：百姓不允许结成私党，不许官员狼狈为奸，只把中道作为榜样。凡是有计谋、有作为、有操守的臣民，您要记住他们。行为不合法则，又没有构成犯罪的人，君主应宽恕他们。如果有人和颜悦色对您说：‘我所爱好的是美德。’您要赐给他们一些好处。这样，人们就会想到中道。不要虐待那些无依无靠的人，要敬畏明智显贵的人。对有能力有作为的人，要让他们有贡献才能的机会，这样，国家就会繁荣昌盛。凡是待遇丰厚的官员，如果您不能使他们为国家做出贡献，臣民就会怪罪您了。对于那些德行不好的人，你虽然赐给了他们好处，他们也会给您带来灾祸。不要有任何偏颇，要遵守王法；不要有任何私好，要遵守王道；不要为非作歹，要遵行正路。不要偏私，不结朋党，王道宽广；不结朋党，不要偏私，王道平坦；不违反王道，不偏离法度，王道正直。能够中道而行，则天下就归于中道了。所以说，对以上陈述的大中之道，要宣扬训导，这就是顺从上天的旨意。百姓对于上述原则只要遵照执行，就会接近天子盛德的光辉。天子只有成为臣民的父母，才会成为天下的君王。 这里，我们能清楚看到“皇极”的中心思想：反对朋党政治，主张贤能共治，建立超越特殊利益集团、超越朋党的中性政府，成就平天下、王天下的目标。 “王”字也与生成万物的“三”有关，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说文解字》释“王”引孔子言：“一贯三为王。” 王贯通阴、阳、和三气，沟通天、地、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和气，这要求王道“无偏无陂”、“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无偏无党”、“无党无偏”、“无反无侧”。唐代孔颖达疏云：“为人君者当无偏私，无陂曲，动循先王之正义。无有乱为私好，谬赏恶人，动循先王之正道。无有乱为私恶，滥罚善人，动循先王之正路。无偏私，无阿党，王家所行之道荡荡然开辟矣。无阿党，无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辩治矣。所行无反道，无偏侧，王家之道正直矣。所行得无偏私皆正直者，会集其有中之道而行之。若其行必得中，则天下归其中矣。言人皆谓此人为大中之人也。”【15】 按箕子本人的说法，《尚书•洪范》源自夏朝大禹之时。从四千年的夏朝到二十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治家整体上一直反对多党竞争，主张建立超越党派的中性政府。【16】传统的生命力如此强，真是令人惊叹——支撑这种信念的，是“三生万物”，“和在中央”的宇宙大道。 现代科学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之所以稳定，是因为“中”的稳定，比如太阳系中，太阳占到太阳系总质量的99.86%；原子中，原子核的质量占到整个原子质量的99.96%。若重原子核分裂了，就会发生核裂变，释放巨大能量，能够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的原子弹就是按照这个原理制造出来的。 站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的角度，不经过党派竞争，民众投票选举的执政集团都是非法的，因为这违背了抽象的“主权在民”原则。问题是，西方政治实体设计中没有代表“人民主权”的机构，中央政府只是利益角逐的战场，主要代表竞选获胜的利益集团，“人民主权”因此被利益集团瓜分殆尽。结果原子化的西方公众除了一纸选票，缺乏太多的政治经济权利，西方政党本身也因“为党争而党争”变得效率低下；按照中国“三生万物”的思想，“和实万物”，只有超越党派、“无偏无党”的中性政府才能实现社会持续发展，党派竞争是独阴或独阳的对立，“同则不继”，多党竞争是不能持续发展的。 中国政治的文化基础不同于西方政治的哲学基础。如果将西方二元辩证视为一个平面，那么中国的三元辩证思维就是立体的三维空间。企图让蚂蚁认识超越平面之上的立方体是困难的——对“三生万物”、“和在中央”，中国三元辩证思维的忽视，是我们在世界上失去话语权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甚至不得不用“威权政治”这类贬义概念描述自身！ 西汉学者就将“洪范九畴”与洛书联系起来。《汉书•五行志》上说：“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汉书•五行志》还肯定地指出，前面所引《尚书•洪范》开篇“初一”至“次九”，“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所谓天乃锡（通“赐”——笔者注）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由于西汉时洛书有其数而无其图，所以直到宋代洛书图式出现后，南宋学者蔡沈（1167-1230年）才制成了“九畴本洛书数图”。（如下图）将“洪范九畴”的次序与洛书数相对应，中间代表“皇极”。 
（图片来源：蔡沈：《九畴本洛书数•第一帙》）
那么“洪范九畴”与洛书是否真的有联系呢？笔者认为这是真实的。在研究《管子》一书时，我发现《管子•五行第四十一》和《管子•幼官第八》是河图说，以十月历为基础的月令体系；《管子•四时第四十》和《管子•轻重己第八十五》是洛书说，以四时八节为基础的月令体系【17】。《管子•幼官第八》月令的排序就是“和在中央”，包括人在内的倮兽居中间。文中说：“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倮兽之火爨（cuàn，烧，用以除去不祥——笔者注），藏温濡，行驱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 在河图、洛书中，中间的“五”同和气有关，这与“洪范九畴”次五“皇极”大中之道是相通的，都代表中和之气。笔者还注意到，同洛书数一样，“洪范九畴”相邻的两条也有阴阳对应的关系，不仅“初一五行”和“初二五事”与五行学说中的物象、人事对应，“次三农用八政”和“次四协用五纪”，一个讲经济政务，另一个讲记时方法；“次五建用皇极”，“次六乂用三德”都与治国道德原则有关；“次七明用稽疑”、“次八念用庶征”都与决策征兆有关。 《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从伏羲时代的河图到大禹时代的洛书（“洪范九畴”），中华政教传统的幽远绵长，生生不息——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三生万物”，“和在中央”的思想反映到经济上，就是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重视公有资本积累和运用，国家参与市场组织、管理和平衡的原则。这与西方主张“小政府”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完全不同，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市场参与者与市场之间存在着双向反馈机制。人文领域与自然科学的一个极大区别是，脱离主体的客体是不存在的。我们需要解决的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平衡，需要人（政府）本身的干预。《潜夫论•本训》说，“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zhēn，达到——笔者注），玑衡（北斗七星中的两颗星，比喻政权的枢要机关——笔者注）乃平。” 现代西方经济学对物理学的生硬模仿是导致其理论失效的重要原因。自然界的均衡是系统内部自我调节的结果，由人组成的经济系统也需要人有意识调节干预。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危机和经济崩溃成为常态。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轻重术集中的《管子》一书后面的“轻重十六篇”中，这十六篇的核心是《管子•国蓄第七十三》。清代学者何如璋说：““轻重各篇惟《国蓄》是管子经言。其《巨乘马》以下十一篇，则齐史记述之作。自此（指《轻重甲》——笔者注）以至终篇，乃后人所附益。文非一手，大都假为问答以训释《国蓄》轻重之义。”【18】胡家聪先生也指出：“（《国蓄》）是‘轻重’思想体系的纲要。”【19】 《国蓄》开篇即讲战略物资储备与货币主权的重要性。在农业时代，最主要的战略物资是粮食，货币则是重金属。作者将前者形象比作人民的“司命”，只有拥有足够的公有资本，才能使用民力，让名项事业开展起来。上面说：“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除了公共储备，政府还要掌握利权，争取做到利出一孔，这是“建中立极”，实现“和在中央”的关键。若利权被有产阶层分散，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消弱，甚至有亡国的危险。所以国家一定要控制财富的分配流向，“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文中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要掌握公共资本和利权，关键要行轻重之术。这是一种国家理财，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管子》的作者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光把财富的蛋糕做大是远远不够的，由于人才智的不同，市场失衡是市场的内在特点，有其必然性，这就要求国家干预，“调通民利”，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人剥削人情况的发生。作者写道：相同的土地，强者善于掌握；相同的财产，智者善于增值。智者往往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人太富了，利禄就驱使不动；太穷了，刑罚就威慑不住。法令不能贯彻，万民不能治理，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而且，君主经过计算度量，耕田垦地多少，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百姓口粮，也换算成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是交易手段，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然而仍有人用度不足，钱不够用，这又是为什么呢？钱财被积聚起来了。所以，一个君主，如不能散开囤积，调剂余缺，分散兼并的财利，调节人民的用度，即使加强农业，督促生产，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也只能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怎能称得上国家大治呢？（《国蓄》原文：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乎？【20】） 二十世纪初，中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了主张公有制的马列主义。表面上看这是西方工业文明刺激的结果，本质上何尝不是中国轻重术的现代延伸。公有资本及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生活的稳定器和平衡器，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二者是政府作为经济 “皇极”的重要基础。 面对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化主导的现代世界，政治已经退化为党派斗争的野蛮战场，为了反对而反对，民粹主义泛滥，而国家和民众的整体长远利益却被淹没在了漂亮的竞选口号之中；经济被金融利益集团无情绑架了，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表明，这些利益集团已经到了可以随意作恶而不受惩罚的程度…… 是我们反思西方文化哲学基础的时候了！“三生万物”引导我们超越二元对立，从整体上、用有机的眼光看待这个纷繁的世界；在竞争和丛林法则已成为神圣教条，人类不得不面对可持续发展这一严峻问题的当代，“和在中央”“和实生物”的思想变得弥足珍贵。 让我们倾听历史的呼唤： 三生万物，和在中央——归来兮！中国三元辩证思想！
注释：
【1】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10页。 【2】【英】凯伦•阿姆斯特朗：《轴心时代: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孙艳燕、白彦兵译，海南出版社，2010年，第6页。 【3】同【2】，第13页。 【4】【法】Jean-Michel Sallmannd：《女巫：撒旦的情人》，马振骋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5】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大卫•巴拓识教授（Prof. Dr. David Bartosch）与者的私人通信。 【6】参阅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8】《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王卡点校，中华书局，1993年，第168~169页。 【9】王德有：《老子指归译注》，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1-55页。 【10】同【9】，第331页。 【11】同【9】，第172-174页。 【12】《白话国语》，李维琦译，岳麓书社，1994年，第348页。 【13】余云辉博士2015年、2016年、2017年与笔者的多次私人谈话。 【14】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0页；本节《尚书》原文亦引自该书。 【15】同【14】，第311页。 【16】关于中国的“超党派政治”传统，参阅翟玉忠：《中国拯救世界：应对人类危机的中国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30-133页。 【17】参阅《河图、洛书图说考》，收入翟玉忠：《斯文在兹：中华文化的源与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2-35页。 【18】何如璋：《管子析疑》，转引自张固也：《<管子>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第375页。 【19】胡家聪：《<国蓄>篇的“平籴”思想发微——兼论<国蓄>作于田齐时代》，载《管子学刊》1989年第04期。 【20】本节《管子•国蓄第七十三》引文皆出自《白话管子》，赵守正译注，岳麓书社，1993年，第613-6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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