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阐微：

《老子》云“道可道，非恒道”，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政策，无论对外贸易还是管理国内经济莫不深入观察市场，经过比较研究，睹万物之情，行因应变化之术。而西方经济理论习惯于株守一术，坚守一个主义，直到出现问题为止——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几乎都是这样！

尹知章注此计云：“君下令税人三十钱，准以五谷，令齐西之人纳三斗，东之人纳三釜，以赈西之人，则东西俱平矣。管子智用无穷，以区区之齐一匡天下，本仁祖义，成其霸业。所行权术，因机而发，非为常道。”

为了更清楚地表示《籍谷之谋》均平百姓的办法，我们列表如下：

    原文：

    桓公曰：“齐西水潦而民饥，齐东丰庸而粟贱，欲以东之贱被西之贵，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今齐西之粟釜百泉，则鏂二十也。齐东之粟釜十泉，则鏂二钱也。请以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谷菽粟决其籍。若此，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齐东出三釜而决其籍。然则釜十之粟皆实子仓廪，西之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予之陈，无种者予之新。若此，则东西之相被，远近之准平矣。”

    译文：

    桓公说：“齐国西部发生水灾而人民饥荒，齐国东部五谷丰足而粮价低廉。想用东部的粮价低廉来平衡西部的粮价昂贵，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现在西部的粮价每釜百钱，每鏂就是二十钱。东部的粮食每釜十钱，每鏂只是二钱。请下令向每一口人征税三十钱，并要用粮食来缴纳。这样，齐国西部每人出粮三斗就可以完成，齐国东部则要拿出三釜。那么，一釜仅卖十钱的齐东粮食就全都进入国家粮仓了。西部的百姓也就可以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无本者国家贷予陈粮，无种者国家贷予新粮。这样，东西两地得以相互补助，远近各方也就得到调节了。” 

    古今案例分析： 

    经过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严重失衡，不得不从1961年开始进行大调整。

    当时由于农业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以及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严重。陈云一方面通过控制发行、增收节支等手段回笼货币，另一方面通过统一物资管理，扩大进口等手段增加商品供应，以期实现资币的平衡。其中陈云还用了投放高价食品，增加供应，回笼货币的办法——让那些领取定息收入的资本家和领高工资的知识分子买比普通人凭票供应贵若干倍的食品，这一方面解决了一部分货币购买力买不到东西有问题，又回笼了大量货币，实现了损有余补不足的效果，与籍谷之谋相类。

    1961年1月19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了向市场投放高价粮果的重要意义，他说：“现在什么东西都凭证供应，每个人买一份，有钱也不能多买，闲话就来了。江苏有一个资本家讲：‘现在人民币不挂帅了。’上海有一个医生对党委书记说：‘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按人口凭证分配，这是一个办法。这个办法，社会主义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在战时则必须采取。现在供应紧张，应该‘两条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实行凭证分配的办法，有些商品应该是只要有钞票就可以买。我们现在出售糕点，就可以同时采取这两种办法。一种是便宜的，五角或者六角钱一斤，凭证供应。另外一种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我们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我看，一是可以缓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点营养，三是可以回笼货币。在供应紧张的时候，总要网开一面。外国也是这样的。我问了一些同志，伦敦在战时实行粮食配给，但饭馆还是开的，一个人只能吃一份，不要粮票。总之，网开一面好办事，不能都搞平均主义。这样，既可以使人们能吃到一些东西，增加一点热量，又可以多收回一点钞票。”（李成瑞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第333-334页 。）

高价商品政策不仅稳定了人心，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据统计，1961年和1962两年，全国共销售食品、尼龙袜子等高价商品74.5亿元，增加财政收入38.5亿元，对回笼货币，平衡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注意到，陈云似乎深得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精髓。早在1956年，陈云就提出了以“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三主三辅）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构想，即国家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为主体，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为主体，自由市场为补充。这种思想与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公私相分，定分止争的思想完全契合。有学者认为它成为后来改革开放，探索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先导。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