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讲学、与各界朋友交流，常常遇到同一个提问：新法家“新”在哪？

答曰：新法家基于以黄老之学为代表的内圣外王大道，集成百家，返本开新，欲使道法文明流行人间。

上述回答常常不能令闻者满意。因为现代人深受西方中心论和进化论的影响，认为非西方，非当代的皆为守旧、落后，何以有“新”在焉？

谈完老子、商鞅，不与外国的马基雅维利、海德格尔套套近乎，还叫“现代人”吗？成何体统……

于是我们总能听到这样一种回馈：他们钻进故纸堆里出不来！

而我们亦常常感叹：这些朋友从来没有真正进过“故纸堆”！

《周易》中讲到宇宙万物变化的基本原则，包括不易、变易、简易三点。

“变易”，“简易”，现代人耳熟能详。但对于“不易”，就不知所云了。事实上，包括原始民族在内，世界上几乎所有文明都有以神话、宗教或文化经典等形态存在的“经”。比如西方一神教民族崇拜的《旧约》，历经两千多年，仍规范着世界上几十亿人的世界观念和生活理念，这就是“不变”——那是一个文化的根脉，一个文明的活水源头，一个族群的不朽灵魂。

《文心雕龙•宗经第三》开篇用精炼的语言解释道：“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作者强调经的恒久性，崇高性和不可随便改易的特点。

过去一百年来，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下，中华经典失去了神圣性，这对中国人伤害巨大。我们成了无根的文化、无源的文明，无魂的族群。导致人文知识分子对历史失去了理解力，对现实失去了解释力，对未来失去了引领力——因为他们知今而不知古，知变而不知常，知权（变）而不知经！

面对道术分裂，经典沦落，国魂不振的现实，新法家于是乎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明东西之分。念兹在兹，上下求索，不舍昼夜！

与世界上其他学派相比较，新法家明显具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革命性、普世性和根本性。

革命性：今天，人类需要整个文明范式的变革，未来不是基于对现代西方文化的修修补补。

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重要的支柱，一是排他性的一神宗教，一是竞争性的世俗生活。排他性，使它不适合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不同族群具有完全不同的心智特点，例如中国，比西方启蒙运动早两千多年就发展为一个成熟的世俗化社会，整体上不可能回到以神话为基础的宗教体系；西方社会的竞争性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同步，十九世纪达尔文主义流行，其获得了稳固的社会基础。竞争性使西方不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和世界秩序，只能在掠夺和冲突中挣扎。社会不断动荡，霸权不断更迭，这是过去五百年西方历史的真实写照。

而中国世俗化的道法文明不是这样，她包容一切宗教，以至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大的宗教战争；她政治经济上追求中正均平，如天地般覆载万物，从而形成一个王者无外、衣养万物、引领未来的天下秩序——这正是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所需要的。

从世俗生活到政治经济，中华文化植根于一种完全迥异于西方的世界观念、思维方式、学术体系。未来世界需要从西方文化为主导过渡到以中华文化为主导，这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本质性的变革之一——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

普世性：内圣外王大道不是地方性知识，是东西文化的结晶。

中华文化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她是东西方文化大碰撞的结果。四五千年前，以青藏高原为自然分界，沿天山大陆桥和欧亚大草原，东西方曾经发生过一次文明大碰撞。它以青铜治金技术的东传为标志，包括马拉战车、小麦种植、牛羊牧养在内的大量西亚和欧洲文明成果传入，加大了西面面向内陆的大陆文化与东方面面向海洋的海洋文化之间的张力，傅斯年先生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就是这种张力的外在形式。从黄帝战蚩尤，到夏与商之争，再到秦汉换代，中国大陆东、西部之间在不断碰撞、融汇中，结晶成了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道统。

西方文化因子的进入，特别是需要大规模合作的青铜冶炼技术的引入，如治水一样推进中国社会走向巨型的人口-经济文明体，其面积和统一程度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超过了今天的欧盟！建立这样巨大的文明统一体需要克服血缘（种族）、地方信仰、语言文字、交通等诸多障碍，就是在这种大规模文明重建的过程中——管理整个文明统一体的君人南面之术，（黄老）道家的道法文明盛开了！

在内圣方面，从人道起修，由人道及天道，其路线最为直接、安稳；外圣方面，它主张天下为分，允执其中，以超越党派、贤能共治的中性政府作为稳定的基石，其政治组织形态最为稳定、持续，绵延四千年，历经风雨，至今仍生生不息。

在此意义上，内圣外王大道（的道法文明）是东西方文化的结晶，从诞生那一刻起，她就留下了超越了不同文明、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的胎记——这是一种真正的普世价值！

根本性：经典是文化之源文明之魂，失本则乱。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中国人是两百万年的土著。

一个族群无数代人积累的文明经验，历经时间的凝炼即成经典——无论这些经典是以口头还是以书面的形式存在。

如果将雄居东亚的中华巨型文明体比作一条宽广的大河，那么经典就是它的源头。中华经典除了五经，还包括五经细化形成的、以社会问题为导向，“务为治”的诸子百家。

《尚书•尧典》开篇讲述四千多年前尧帝的功德，说他修身恭敬节俭，道德纯备，温和宽厚；他齐家能够使家族亲密和睦，然后治国平天下，“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很难想象，尧帝修齐治平的功德，竟在以后四千年中，经孔子及其弟子，成为中国人普遍的人生理想——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在《尚书•洪范》中，阐明了传自四千年前夏禹的大中（皇极）政治原则：贤能共治，超越党派，“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帝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一百多年，但这一根本政治原则仍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守——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1840年以来，我们遭遇了东西方文明第二次大碰撞。可怕的是，这次大碰撞不仅包括（工业）技术的流入，还有思想、制度及整个以西式大学为基础的学术建制的引入，中国的经典被西方思维方法、学术概念和学术范式野蛮肢解——今天的国学热，太多心智模式西化的国学专家们在吃经典“最后的晚餐”!

经典是中国政治、经济、生活方式合理性的基石，若失去这个经典，中华文明大河必将走向枯竭。我们有自己的政治理论（道家）、经济理论（轻重术）、逻辑理论（名学）、伦理修身之学（儒学）……承载它们的经典——这是我们真正的大本大源！

一个民族领土被征服，她可以浴血奋战，将其夺回——八年不行，就八十年；但当一个民族的精神被征服了，文化经典被抛弃，那么再恢复就困难了。因为在这个族群眼里，不是历史文化的沉淀和来自现实的经验，他者审视的目光才是唯一的真实和真理——今天中国精英普遍的状况是：在所有外国文字、所有外国文字写成的经典面前都要下跪。

物极必反。是时候了——中国需要文化上的大解放！是时候了——世界需要文明的新方向！

新法家同道为此抗争着，奋斗着……

 （本文根据2017年9月23日下午，翟玉忠先生在新法家网站第五次编辑例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已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