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阐微：

北郭之谋说明，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少有机器辅助生产的情况下，当时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合理劳动分工不仅会提高生产率，还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亚当·斯密在十八世纪英国制针厂里似乎更多地看到了前者，他没有看到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分工会使社会出现巨大的鸿沟，最终影响整个经济体。

《管子》的作者和亚当·斯密都强调劳动分工促进生产力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二是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管子》的劳动分工理论集中体现在其“四民分业”的思想中。在今天看来，《管子》书中提到的“子从父业”制度有其保守性，但在当时教育资源贫乏的情况下，父兄教授，耳提面命，可减少子弟学习的盲目性，少走弯路。且父子兄弟不存在技术保密的问题，父辈可以毫无保留地将其掌握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子弟。这些对于人才的培养、手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译文：

桓公忧虑北郭百姓的贫苦生活，召见管仲询问说：“住在北郭的都是编织草鞋的贫民，又以种菜为主要收入来源，有办法帮助他们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有百钟存粮的富家不得做鞋，有千钟存粮的富家不得经营菜园，住在城郊三百步以内的家庭不得自种蔬菜。这样失业的人家就可以得到帮助，北郭的贫民就可以打开产品销路。他们的劳动成果和菜园收入，都将由此有十倍的大利。”

原文：

桓公忧北郭民之贫，召管子而问曰：“北郭者，尽屦缕之甿也，以唐园为本利，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请以令：禁百钟之家不得事鞒，千钟之家不得为唐园，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树葵菜，若此，则空闲有以相给资，则北郭之甿有所雠。其手搔之功，唐园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古今案例分析：

中国的劳动分工思想出现极早，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到春秋战国时已经发展成为相当成熟的理论。《荀子·君道第十二》认为，只有良好的社会分工才会实现社会的治理。上面说：“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则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止，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意为：人们的各种工作，就像耳朵、眼睛、鼻子、嘴巴等不可以互相替代官能一样。所以，职务划分后，民众就不会再谋求他职；等级确定后，秩序就不会混乱；同时听取各种意见，完全明察一切，那么各种工作就不会拖拉。像这样，大臣百官直到平民百姓就无不提高了自己的修养以后才敢安居，真正有了才能以后才敢接受官职；百姓改变了习俗，小人转变了思想，奸邪怪僻之流无不转向诚实谨慎，这就叫做政治教化的最高境界。）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对百姓均平的重视是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所欠缺的。《管子·侈靡第三十五》中所讲的“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原则，不仅应用于丰年储备，也适用于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调节。

对于《侈靡第三十五》，过去许多学者受西方单向线性思维的影响，认为相对于传统节俭思想，本篇主张奢侈消费，纯属异类。持这种观点，是因为这些学者没有理解《侈靡第三十五》的主旨，如果我们通读全篇就会发现，作者提倡高消费是为了为贫人创造就业机会，进而实现“民相利”，所以作者言富侈处必言“贫为”。

历史上行北郭之谋者如战国时鲁相公仪休，为了让农民和织妇更容易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他干脆拔掉了自家园中的蔬菜，烧毁了自家的织机。《史记·循吏列传》载：“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公仪休）食茹（蔬菜的总称）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出售）其货乎’？”

“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方面，它减少了政治权力危害经济生活的机会，有利于公平市场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后世一些儒生将这句话作为反对国家参与市场的理由，导致儒家自由主义小农经济长时期内盛行。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