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阐微：

万物相克相生，祸福亦然。大灾之后，常常是一个地区基础设施改造和产业升级的大好时机。但我们不能忘记，防灾永远是第一位的。《管子•立政第四》提到的国家最高领袖要注意解决的五个问题中，前两个都是关于灾害的。作者认为火灾、水灾不防会直接导致国家的贫困。上面说：“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障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

管仲时代的火灾会使薪柴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增加。问题是，当代中国粮食及肉类价格的上涨受惠者常常主要不是农民，而是那些中间商。中国政治经济的原则是“损有余补不足”，现在却常常是“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第七十七章》言：“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 

译文：

齐国的北部草泽发生大火，火光照到齐国的朝堂之下。管仲祝贺桓公说：“我国的土地将得到开辟，农民也一定有百倍的财利可得了。”当年的租税果然在九月就交纳完毕，粮食的收成也好。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回答说：“任何万乘之国或千乘之国，做饭都不能没有柴草。现在北部草泽起火，柴草无以为继，这样，农夫从容装车出卖薪柴，一捆柴草可以价高十倍。春天得以耕种土地，夏天得以除草耘苗。这就是租税能在九月交纳完毕的原因。” 

原文：

齐之北泽烧，火光照堂下。管子入贺桓公曰：“吾田野辟，农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岁租税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万乘之国、千乘之国，不能无薪而炊。今北泽烧，莫之续，则是农夫得居装而卖其薪荛，一束十倍。则春有以倳耜，夏有以决芸。此租税所以九月而具也。” 

古今案例分析：

“祸兮福之所倚”，某些灾祸同样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契机，就像北泽之中的大火给齐国的农民带来巨大收益一样。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是一场主要发生在欧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战，是历史上破坏性最强的战争之一。大约有65，000，000人参战，10，000，000人失去了生命，20，000，000人受伤。不过这场残酷的战争却给远东日本、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

首先，这些后发国家的外部的竞争突然消失了，欧洲甚至需要从东方进口武器和军需，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促进了后者的工业化进程。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战前中国的棉纱市场向来为英、日、美几国所垄断，其中英国占据优势地位。在战时以及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中，英国棉纱棉布产量大减，对中国的输出自然也减少了。日本棉纱本来可以乘机取代英国在中国的垄断地位，但是由于中国基本上属粗纱市场，而战时日本大量生产的细纱不适用于中国，再加上当时日本本国的织布业迅速发展，需用棉纱量大。因此，日本对华输出的棉纱也减少了。市场上的洋纱供给减少，而需求仍然很大，这就使棉纱的价格上涨，盈利增加。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商业资本纷纷转向纱厂投资。当时全国纺织业中最具影响的有张謇的大生纱厂、上海的申新纱厂、徐荣廷的裕大华棉纺集团等。

再比如面粉业。我国的面粉工业是在20世纪初才开始发展的，基础十分薄弱，国内所需面粉一向依靠进口洋面。大战爆发后，各国忙于战争，农业减产，民用工业紧缩，军食需求大增，所以不能像战前那样把面粉源源运来中国。这样，国内市场上就出现了对国产面粉的迫切需求。更为有利的是，大战进行期间，各国还反过来向中国购买面粉。最初是俄国，其后英国、法国、菲律宾、南洋各地，甚至日本都成为我国面粉输出的对象。国内外市场的扩大，促使面粉厂迅速增加。

除了纺织业，面粉业，我国的民族搪瓷业、玻璃业、橡胶业等也是在此时创立起来的。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西方国家逐步走出战争的阴影，纷纷要“回到市场”，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必要的产业保护措施，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重大打击，战时暂时取得的一些市场纷纷失去，中国民族工业开始走下坡路。

除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外部因素，当时中国政府出台的有利于工商业者的法规也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环境，据统计，1912年至1916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发展实业的条例、章程、细则、法规等达八十多项，涉及农业、工业、商业、矿业、渔业、林业等很多方面。主要内容有：解除对民间兴办工商企业的限制；实行专利制度，奖励植棉、制糖、牧羊；对新办企业予以优惠政策，实行保息制度，对民族工业品及其原料减免捐税；设立各种示范场所，推广技术，劝导人们创办实业；筹办国货展览会和组织参加外国博览会等。

看来，“时”的因素的确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是西方经济学较少关注的问题。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