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幼皆知泰坦尼克号的沉船故事。好莱坞大片一拍再拍加3D，歌颂、弘扬西方文明临乱不惊、妇孺优先的高贵气质。网上更有文章呼应讴歌，轮船沉没时，船上有钱、有权、有地位的英美精英，把生存机会留给妇女儿童，平静地接受与船同亡的命运，用性别原则（所谓海上规则）取代了等级、阶级，展现了西方人的绅士、克己、奉献、甘愿牺牲等等崇高精神。很多普通人接受了这种长期形成的固定结论，但是，发表言论的是国内一流大学新闻学院的主要领导。肩负教书育人的高校顶级专家很容易将这种错误谬论传输给学生。 漓江出版社2013年出版程巍先生的专著《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资料和数据大都采自当年英美媒体的报道，澄清了很多鲜为国人所知的基本事实。 泰坦尼克号上一共有2200多人，生还人数700多人，1500多人遇难。按头等舱、二等舱、三等舱的划分，头等舱生还比例超60％，二等舱生还比例不到50％，三等舱生还比例不到30％。生还的700多人中，男性、女性人数大致相同，男性略多些。这一数据与所谓“妇孺优先”显然不符，相反，明显体现了等级原则。 从生还的男女人数差不多的角度说，“妇孺优先”或“女性优先”确实可以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因为船上全部女性人数比男性少。从性别看，女性整体生还比例确比男性高。但是，借此展开的宣传鼓噪，泰坦尼克神话存在着夸大和虚假。首先，在救援还没有完成时，英美媒体最初报道，生还的六七百人全部都是女性和儿童，从而使得“妇孺优先”成为媒体笔下的主流。其次，即便在女性生还者中，也是头等舱、二等舱的女性乘客更多，三等舱的女性和儿童的生还比例很低。第三，当得知真相，即生还者中男性比女性略多时，英美媒体转而开始歌颂和赞美英美盎格鲁萨克逊男性的骑士风度、奉献精神，有意忽略和掩盖逃生的男性乘客，尤其是头等舱男性乘客的不光彩行为。例如，头等舱一位美国男性富豪曾用贿赂船员的方式登上救生艇，在救生艇尚有一半空座时便赶紧逃离将沉的轮船。泰坦尼克号上共有20条救生艇，按满员算，可承载一千多人，在逃生过程中，只有一条救生艇在海中倾覆。事实上，除两条救生艇少量超载外，其他救生艇都没有满员。更令人愤怒的是，生还者中居然还有头等舱乘客的宠物狗！有的头等舱富豪还带着大件行李！泰坦尼克号沉没后，面对大量落水人员，并未满员的救生艇，只有一条回来搭救落水者，其他救生艇都远远地观望，听着落水者的呼救声、呻吟声持续一、二个小时，直到很多人在冰冷的海水中活活冻死。 因此，泰坦尼克号沉没时所谓“妇孺优先”原则，在海难发生后被夸大了，同时被严重夸大的还有盎格鲁萨克逊男性虚假的高尚精神。这种夸大的宣传技巧是英美两国当时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策划，一次将坏事变好事的大型虚假新闻宣传，从根本上挽救了保险业、造船业、旅游业。举例来说，由于突出了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高尚精神，发生海难的责任基本被免于追究，死难者的赔偿被忽略，生还者中只有极个别提出了赔偿要求，获赔数额很低。换句话说，面对媒体的集体捧杀，生还者还好意思要求赔偿吗？这一危机公关还用有钱有地位的精英甘愿为保护、拯救不分等级的妇女儿童而自愿牺牲的虚假神话，冲淡缓解了英美社会当时尖锐的阶级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英美精英面对巨大灾难的紧急应变能力。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那是一个虚假的神话，是远离真相的谎言。 实际上，自1912年以来，关于泰坦尼克号的神话一直在中华民国的教科书里存在将近40年。一代代中国学子、无数中国人都被这个神话洗了脑。虽然1949年以后的官方教材中已没有了这类洗脑课文，但是，近年来，又有人翻印民国时期的教材，或在其他学校的自选教材中加入这样的课文，使得这个神话与谎言再次向孩子们灌输，或以其他方式加以大量传播。
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时，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泰坦尼克号沉没两个月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供初小、高小学生使用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一册编入了《铁达尼邮船遇险记》，以最快的速度，照搬了英美媒体关于泰坦尼克沉没的各种神话和谎言。虽然在赞美西方的时候尽量装作客观描述的样子，与之配套的《新国文教授法》即教师教课重点的指导书中明确强调：教师要重点讲解欧人“不肯苟且偷生”、“舍身尽职”、“守法”等高尚精神。事实上，英美媒体在泰坦尼克海难的报道中突出的是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高尚精神，也就是说，只歌颂英美，对于三等舱里的意大利等其他国家的乘客，不仅没有赞美，反而颇有微词和贬低。中国的教科书则将赞美自觉主动地放大到了所有欧人。教科书封面上赫然印着“教育部审定”字样。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曾规定学生在校内一律用“密斯”、“密斯脱”互相称呼。当时北大的激进分子中还有人要求废除汉字。虽然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也聘请了辜鸿铭这样熟悉西方、批判西方的“老顽固”，我们仍然可以明显看出蔡元培的倾向性。 1924年，商务印书馆另出《高小新撰国文教科书》，继续留着《铁达尼邮船遇险记》。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新学制适用”的《小学高级文体公民教科书》，第四册中也有关于泰坦尼克号海难的课文，内容与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课文大同小异。实事求是地说，中华民国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中，关于泰坦尼克号海难的课文还算克制，除了赞美西方人，没有太多的发挥。说白了就是没有趁机诋毁中国人。也许，这可算是中华民国教育部的一种自我克制。与之相比，教科书之外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文章则大加发挥，除了赞美西方人，还借机大肆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劣根性。 如果泰坦尼克号没有沉没，无数西方人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这条巨轮上有八名中国人。海难发生后，两名中国人遇难，六名生还。这个事实触动了英美媒体的神经：当时美国《排华法案》禁止中国人入境，为何泰坦尼克号上会有中国人？媒体立即得出结论说，这是中国偷渡客。还有美国媒体分析说，两人遇难、六人生还，中国人75％的生还率是船上各国乘客中最高的— 事实上，船上有一名日本二等舱乘客，而且生还。为什么中国人的生还比率这么高？英美媒体自说自话地想象出各种结论。有的说，中国偷渡客在船从英国开出之前就事先躲到了救生艇里。这种说法的荒唐在于，如果泰坦尼克号没有发生海难，正常航行到达纽约要七天。中国偷渡客事先躲进了救生艇，至少要准备七天的食物和饮水，还不说如何解决七天里的大小便。还有媒体汇总生还者口述说，中国人不顾“妇孺优先”的规定，从其他人身上抢夺救生衣，强行跳入救生艇，或者扮成女人混入救生艇。总之，英美媒体对于这八名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栽赃和污蔑。为了衬托英美男性舍生忘死的高大形象，中国人的贪生、欺诈、狡猾、阴险、自私的猥琐形象成为民族性格、种族品格对比的必要陪衬。 程巍的调查证明，这八名中国人是有船票的正常乘客。他们是泰坦尼克号所属轮船公司的雇员，受雇前往该公司在美国的另一条轮船上任司炉工。当时美国不允许中国人入境，轮船公司的计划是，泰坦尼克号到达纽约外港时，由其他船接他们转到工作的轮船，由此不必入境。由于中国司炉工的工资比欧洲司炉工便宜，轮船公司自然愿意雇佣中国人。当然，轮船公司为他们购买的船票是最低档次的集体船票。在泰坦尼克沉没后，救援船救起生还者后，还没到达纽约时，轮船公司发给美国政府的乘客名单中就有这八名中国人的名字和年龄等信息。由此可以证明他们根本不可能是“偷渡客”。 卡梅隆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影片中有几个被人忽视的镜头，其中一个是，上船后不久，小李子在三等舱找自己的铺位时，一个留着辫子的中国人也在找铺位，手里还拿了一本字典，对照着船舱上的英文，临时抱佛脚地自我翻译。这个细节有真实的背景，这八名中国人基本不会英语。因此，程巍先生认为，当生还者讲述中国人冷漠、自私时，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卡梅隆的电影在某些细节上相当真实，他具有颇高的考古素质，例如，泰坦尼克号在三等舱与上层甲板之间设置了铁栅栏。 虽然八名中国人不会英语，但他们都是年轻力壮的水手，对于船，对于海难有一定的经验。程巍先生根据他的调查，汇总各种口述和事实，综合分析后，对于海难发生后八名中国人的行为给出了一个大致清晰的结论。当撞船、进水、倾斜之后，八名中国水手很快判断清楚发生了什么，辗转来到了上层甲板。当时他们跑散了，七个人还在一起。当20条救生艇先后放下海面时，所有中国人都按水手的习惯听从命令，没有一个抢先进入救生艇。船最终沉没前约20分钟，船上还剩四只救生艇，那名走散的中国人经允许后上了一条救生艇，这条救生艇上还有其他男性乘客，下到海面时，还留有一个空座。此时船已非常倾斜，没有跑出来的人已经来不及了，四名中国人经船副允许，登上倒数第二条救生艇，当时，这条救生艇上还有五个空座。剩下三名中国人本来指望登上最后一条救生艇，但因船急速下沉，最后这条救生艇被海水打翻，他们与周围人一起落水。船沉之后，返回救援的唯一一条救生艇，从海面上救起了抱着木板的一名中国人，他年轻，水性好，没有很快被冻死。上了救生艇，还替换了筋疲力尽的浆手，帮着划桨。 总之，八名中国人中，五人经允许登上了救生艇，三人落水，一人落水后被救，两人遇难。关于泰坦尼克号海难中死亡的中国人，在头等舱生还者的口述中有各种各样的死法。有的说他们因为躲在救生艇座位底下，被其他乘客压死；有的说他们因抢先登艇，被船副或船员开枪击毙等。各种口述汇总起来，中国人一会儿活，一会儿死，死亡总数甚至超过了八人。程巍先生经调查和分析证明，泰坦尼克号上的八名中国人根本没有英美媒体上宣称的种种恶劣行径。但是，他们不懂英语，不知道英美媒体上对他们的种种污蔑，也没有英美媒体采访他们，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六名生还的中国人到达美国后，经轮船公司与美国交涉，很快过境转到了轮船公司给他们的司炉工岗位，从此再也没有消息。 泰坦尼克号海难过去24年后，1936年10月，林语堂主编的上海《西风》杂志刊发了署名洪皓的文章〈铁达尼上的国耻〉，这篇文章对无辜的中国同胞，对毫无解释机会的中国同胞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这篇文章先是重复了被救者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的谎言，继而赞美美国头等舱乘客的光辉形象，还重复了乐队演奏“上帝”的曲子与船一起沉没的谎言，然后写到：“可是在这时候，丢尽中国人面子的事发生了。‘四个中国人鬼鬼祟祟地躲进一只救生艇的船底去’。这是《哈柏士杂志》上所说的。中国人不惯遵守秩序的精神，在这里完全表现无遗。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中国又多了一个国耻！” 这位洪皓完全听信了西方媒体对中国人的污蔑之词，在被西方观念彻底洗脑的状态下，按照西方指定的路线、口径，为“中国人的劣根性”又做了一次登峰造极的宣扬，上升到了“国耻”的高度。然而，这位洪皓根本不提《哈柏士杂志》的老板夫妇就是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生还者，根本不提这位美国富翁为何违背了“妇孺优先”的原则得以逃生，根本不提这位富翁家的宠物狗也进了救生艇！事实上，在西方媒体刻意营造的“妇孺优先”高尚精神氛围中，任何一位逃生的英美男性，都必须绞尽脑汁地解释自己为何没有“与船同亡”，这位美国媒体老板哈柏士（又译哈泼）便是其中之一。况且，他并没有与四名中国人在同一条救生艇上，而是早就登上其他救生艇离开了，他如何能知道四名中国人的“鬼鬼祟祟”？ 泰坦尼克号海难的事后报道中，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高大形象相当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人丑陋形象基础上的。出于种族主义需要，中国人必须成为邪恶卑贱的对立面，才能衬托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高贵品格。中国人的丑陋邪恶越是铁证如山，盎格鲁萨克逊的光辉高大便越有坚固的垫脚石。所以，英美媒体才不顾事实、歪曲事实，不遗余力地污蔑毫无反驳能力的中国人。虽然泰坦尼克号上还有其他外国人，但只有中国这个柿子最软，只有中国人最好欺负，似乎也最该被欺负，最值得被欺负。因此，程巍认为，关于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佬”的种种恶行劣迹是出于英美精英种族主义的想象，完全与真相无关。而这位中国知识分子洪皓（不是宋朝的那位洪皓）把所有板子都狠狠地痛打在无辜的中国同胞身上，把所有辱骂都狂喷在中国同胞的脸上。关于泰坦尼克号上“中国佬”的报道，洪皓以及民国时期教科书的编撰者、审定者并非不知道。但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媒体的描述和结论，在认可和赞美西方人文明守法的同时，等于彻底接受了西方对中国人的污蔑。他们在抄袭西方的报道时，甚至爱护备至地删去了西方媒体上对他们自己人进行批评和质疑的内容。（萧伯纳就曾高度质疑英美媒体对泰坦尼克号海难报道中的自相矛盾，对此，英美媒体则反唇相讥地说，萧伯纳的爱尔兰身份并非纯粹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换句话说，这些洋奴比西方人更崇拜西方人，这些洋奴比西方人更鄙视中国人。他们已经把西方的种族主义融进了自己的血液，毫无心理障碍地宣称我们“百事不如人”（胡适语）。今天，我必须替那几位从来没有机会辩解的中国同胞说一句公道话：像洪皓这样的洋奴知识分子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国耻！ 这样的洋奴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史上绝不罕见。人类历史上绝少见到此番景象：一国的知识分子沿着欺压本国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指点的方向、规定的口径、炮制的素材，毫不留情地诅咒本国、咒骂同胞，为帝国主义奴役自己的祖国和同胞呕心沥血，无所不用其极。与此同时，全身心地投入讴歌、赞美欺压本国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伟大事业，恨不能绝了自己的种，以维护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的文明。没有被西方殖民三百年，成为他们痛不欲生的遗憾，为弥补这个遗憾，不惜付出毕生的代价。这不是洋奴是什么？这不是国耻是什么！ 一百多年来，讴歌西方同时诋毁中国的泰坦尼克神话，在中国孩子们的教科书里堂而皇之地存在，一遍遍重复着西方的谎言，只是令人愤怒的例子之一。这样的例子多得是。在这种长期性的主动、被动洗脑状态下，一位中国教授、权威人士接受并传播这样的观点，当然就是很正常的必然现象。反过来说，只有成为这种西方神话的信徒，成为被西方彻底洗脑的洋奴，才最有可能成为被西方认可的权威。的确，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没有能力去挑战一百多年来始终伪装成真相的神话。对此，教材、教科书的洋奴化现象“功不可没”。 感谢程巍先生抹去历史灰尘，为我们还原了那个刻意编造的历史叙事。《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是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当然，这是对中国人而言。对于那些依然若明若暗地抱着种族主义鬼魂的中西方人士，这本书是不受欢迎的。但我认为，它的某些片段倒是可以成为中国孩子们的课文，或者成为课外必读参考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