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阐微：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光“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是不够的，还要学会利用他国的资源。古书《道若秘》上说“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显然《管子》的作者将商业放到了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通过人为增加需求的办法提高价格，敛天下之财，是杠池之谋的核心所在。这里需求的增加不是靠公共工程，而是靠加大物资（此处为牛马）的消耗，进行抬高这些物资的价格。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的作者提倡侈奢消费只是为了百姓均平，为穷人提供工作机会（“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不是作为基本的经济政策；如今的美国社会，消费的目的不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人人乘上“欲望号”列车不能自拔——美利坚式的消费主义看不到自然环境对经济体系的制约，一味宣传个人成就只能通过金钱上的成功、商品的购买来表现——这一点不值得我们学习。 译文： 桓公说：“皮、干、筋、角四种兵器材料的征收太重了。由于重征于百姓而使市场上皮、干、筋、角的价格昂贵，这不是治国之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高桥深池，使行人站在桥东看不到桥西，站在桥南看不到桥北。”桓公说：“可以。”过了一年，皮、干、筋、角的征收减少一半。人民在这方面的负担也就减少了一半。桓公召见管仲询问说：“这是什么缘故？”管仲回答说：“桥和池平坦的时候，夫妻两人拉着车子，可以轻松地走百里路。现在高架桥而深挖池，东西南北的行人互相看不到对方，一旦天下小雨，十个人的力量也不能推车上桥；洼地遇雨，十个人的力量也靠不住。除了利用牛马的力量别无其他方法。牛马骡被累坏了，而且不断死在路上，牛马的皮、干、筋、角白送都没有人要。牛马的价格也必然上涨百倍。天下各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势必象流水一样赶着牛马到齐国抛卖。所以，高架桥而深挖池，正是用来招引天下的牛马而减少人民这项负担的办法。诚如《道若秘》所说：‘重视财物的生产，不如重视财物的收聚。’” 原文： 桓公曰：“皮、干、筋、角之征甚重。重籍于民而贵市之皮、干、筋、角，非为国之数也。”管子对曰：“请以令高杠柴池，使东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见。”桓公曰：“诺。”行事期年，而皮、干、筋、角之征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问曰：“此何故也？”管子对曰：“杠、池平之时，夫妻服辇，轻至百里，今高杠柴池，东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广泽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马之力所无因。牛马绝罢，而相继死其所者相望，皮、干、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马之贾必坐长而百倍。天下闻之，必离其牛马而归齐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马而损民之籍也，《道若秘》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古今案例分析： 用提高价格的办法，吸引天下财富是杠池之谋的核心所在。 许多人认为中国计划经济是照抄苏联的经验，事实远远不是这样。比如陈云所大力提倡的“综合平衡”思想就不是来自苏联，是“俄国人的本本”所没有的，它是中国传统的阴阳平衡思想在经济学上的直接体现。陈云综合平衡思想，既首先包括总量平衡，也包括主要结构平衡。综合平衡指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平衡和它们之间的平衡，这其中，除了重要物资平衡外，都属总量平衡范畴，物资供求总计平衡也是总量平衡，所以，陈云的综合平衡概念，首先和主要指的是总量平衡。物资平衡中各种重要产品的供求平衡，属结构平衡。1962年3月7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陈云在会上提出，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搞综合平衡，必须从现在开始，开步走就要综合平衡；要按短线搞综合平衡，即按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按长线搞平衡，最大的教训就是不能平衡。 陈云的四大平衡思想，首先要求财政收支平衡。因为一个国家财政收支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稳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东西方国家承担的社会公共职能都呈扩大的趋势，财政支出也跟着增加，而且常常增加得更快，许多国家包括经济发达国家都出现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情况，形成赤字。历史表明，国家的财政赤字不能太大，美国庞大的赤字已经成为令世人担忧的大问题。 陈云常常能够自觉或不自觉地应用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他反对照抄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包括杠池之谋。 1941年“皖南事变”前，国民党就开始对中共治下的陕甘宁边区采取了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包围封锁政策，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碉堡的封锁线，西起甘肃、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达到二十余万人。当时边区150万人的穿衣用布、用棉一半以上需要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口，国民党的封锁政策极大地影响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生活。 1944年3月10日，陈云出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为了保障重要的战略物资棉花的供给，1944年7月10日，西北财经办事处会议决定：“为防止抬高棉价，阻止商人走私，由财政厅、建设厅统一收购棉花，无论公私均不得直接到民间收买”。无论公私商店，凡购棉者都须向建设厅报名，不得直接在民间收购，各进出口口岸统一提高棉花价格。 高价统购棉花的效果是意想不到的，因为他不仅使边区所在的关中平原的棉花不外流，还将大量的国民党统治区的棉花吸引过来，甚至参与封锁的国民党军队也参与到向边区运棉的队伍之中。而国民党呢？除了一面向棉农催收贷款，还一面压低价格强迫征购，结果连收购6O万担棉花的计划都没有实现。 1944年九、十月间，关中新花上市。陈云领导财经部门开始实施“高价招远客”的经济战术。那时，国统区棉花征购价每斤仅1100元（法币，下同）。边区便以2800元收购，差价高达1700元，高出1.5倍多。国统区的棉农和棉商一看边区棉花收购价这么高，想方设法突破封锁，向边区贩运棉花。封锁线上的国民党士兵，由于法币不断贬值，再加上各级军官克扣兵饷，常常吃不饱饭，不少人偷偷地背着东西进入边区换钱补充伙食。连排长们看到走私棉花有利可图，也跟着干起来，他们甚至带着整连整排的士兵去背花，有的一夜就跑三趟。商人们看到这一点，就主动给他们一点“买路钱”，于是骡马队就可以平安地进出封锁线。西安、长武、彬州、平凉、西峰镇、宁夏等地的国民党封锁钱，都成了边区棉花的转运站，那些受命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成为向边区卖棉花的“运输保护队”。这样仅两个月时间，边区就进口棉花百余万斤，成功地打破了封锁。对此陈云总结说：买棉花的价格国民党是每斤1100元，我们则提高到2800元，因为必须把握时机。如果不在1944年秋天而等到1945年春天再买棉花，不仅会买贵棉花，而且有可能连贵棉花都买不到——陈云“乘时”是正确的，后来国民党由于实在收不到棉花，连续提了四次价，且不论好坏都要，但还是收不到足够的棉花。 当然，发展生产也是边区提高棉花产量的一个重要措施。1944年12月，陈云在《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一文中谈到当年的经济形势时说：“由于农贷政策、奖励移难民政策、变工政策等的施行结果，今年边区农民增产细粮十几万石，连部队、机关和学校所生产的，共计二十余万石，约值边币一百万万元。由于奖励植棉和提倡纺织，今年我们收棉花三百万斤，可织成一百五十万匹布。又由于我们积极发展公营、私营和合营的工业，我们生产了许多日用品，如纸烟、毛巾、袜子、火柴、生铁、肥皂、纸张、食盐、瓷器、化学产品等，连棉花在内，我们今年共能减少入口货物总值达边币三百万万元。这样就使得我们边区的经济地位起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抗战的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批干部由延安出发上前线时，都发了里外全新的棉衣。这显然是陈云“高价招远客”的出色理财之功。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