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阐微： 

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国家主导经济生活是极为重要的，经济生活不能由自由放任的市场决定，所以“决塞”成为治国的七项原则，“七法”之一。《管子•七法第六》的作者认为：“驱众移民，不知决塞不可。”那么“决塞”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七法第六》详细解释说：“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 《山至数第七十六》强调：“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地数第七十七》还说：“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

文中的“士室”指每里所置的里尉办公居住之处。士室之谋用行政手段，通过赎买垄断商品，人为提高商品价格获取财政收入，实现社会的转移支付。历史上这种作法常常遭到富人的反对，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支撑才能实现。如果单凭穿丧服，靠道德感化，是不可能实现“损有余，补不足”的调控目标的。士室之谋的目的是抚恤战士，是法家“显耕战之士”的直接体现。

译文：

桓公想对死难者的后代进行抚恤，他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四面受敌地位的国家，是依靠国外输入粮食的国家，又是虎狼野兽栖息的山区。现在每次战争都有死伤。对于死难者的孤儿，那些白发老人的孙子，对靠丈夫当兵过活的寡妇，没有东西救济他们，该怎么办？”管仲回答说：“我们国家的豪门大族：那些升大官、有采邑囤积财物的人们，国君若控制这些人的财物，市场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控制就下降；若把这些人的财物掌握起来，物价就可以上涨，不掌握就下降。因为当大官的、有采邑的、富商、蓄贾、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都是我们国家的富豪。所以，国君要穿上白布丧衣到士室去，召集那些功臣、世家、当大官的、有采邑的、积余财的、藏盈利的、囤积财物的人家，对他们说：‘城防不固容易被敌人攻破，没有粮食贮备容易被敌人围困，天下各国都如此，齐国怎么能不加以考虑呢？你们各位大夫凡存有粮食的都不可自由处理。要用平价向你们收购。’接着就定好合同。粮食数量，不许他们夸大或缩小。这样一来，缺粮无粮的百姓，都闻风而纷纷买粮，买多的买少的，络绎不绝；远道的近道的，不推而自来。国内粮价坐涨达四十倍。国君就可以拿出四十倍的粮食来赈济孤儿寡妇，收养贫病之人，照顾穷而无子的孤老。使他们不至于卖身为奴而得到生活供养，也使他们不至于死于沟壑。这样，广大战士就会争先作战而勇往直前，不贪生惜命而为国效力，舆死扶伤，为国牺牲者可达到半数以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战士们并非好战而轻死，是轻重之术的作用使之如此的。” 

原文：

桓公欲赏死事之后，曰：“吾国者，衢处之国，馈食之都，虎狼之所栖也，今每战舆死扶伤，如孤，荼首之孙，仰倳戟之宝，吾无由与之，为之奈何？”管子对曰：“吾国之豪家，迁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则物重，不章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故迁封、食邑、富商、蓄贾、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此吾国之豪也，故君请缟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迁封、食邑、积余、藏羡、跱蓄之家曰：‘城肥致冲，无委致围。天下有虑，齐独不与其谋？子大夫有五谷菽粟者勿敢左右，请以平贾取之子。与之定其券契之齿。釜鏂之数，不得为侈弇焉。困穷之民闻而籴之，釜鏂无止，远通不推。国粟之贾坐长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贫病，视独老穷而无子者，靡得相鬻而养之，勿使赴于沟浍之中，若此，则士争前战为颜行，不偷而为用，舆死扶伤，死者过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战而轻死，轻重之分使然也。” 

古今案例分析：

战争总会使政府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这时用某种手段聚敛财富是古今中外不同国家常用的方法。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有些“特殊经济方法”会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经济调控机制，所得税（income tax）就是这样。所得税实际上也是一种“损富人之有余”的制度设计，西方有些经济学家把累进所得税制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动调节器”，是实现“财富均等化”的主要工具。

所得税是国家就法人或个人的所得课征的一类税收。它具有如下特点：应纳税所得额一般指的是扣减费用以后的纯所得，严格按照纯所得征税，是征收所得税的基本原则。

那么所得税是如何产生的呢？

1798年，英国为了弥补英法战争的临时经费需要，由财政大臣（后为首相）小皮特首创战时所得税，1802年战争结束，征收中止。次年战事又起，英国又重新开征所得税，并宣布六个月后停征，实际上直到1816年战争结束才停征；1842年英国又开征所得税，后来经过多次反复才成为永久性的税种。

战争确实会改变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美国内战以前，政府的年度预算平均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是真正的“小政府”。但内战的需要改变了这一切，为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北部的联邦政府靠发行国债、增加税收（包括累进所得税）以及全面的金融体制改革（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和法定货币美钞的发行），打赢了经济战。南部邦联增加财政的方法是印刷纸币，当然收获的只有通货膨胀。南部邦联靠印发纸币筹集资金的60%，靠税收筹集不足5%，而北部联邦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3%和21%。所以当南部邦联通货膨胀率超过9000%时，北部的生活费仅上约升80%，然后慢慢下降，到战争结束后趋于平稳。

政治气候的极度不稳定会影响战时公债的发行。林肯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比别人更了解这一点，它任命了费城的银行家杰伊•库克作为特别代理人去发售滞销的公债。杰伊•库克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之一，到1864 年1月，杰伊•库克的公司销售了价值 5.13 亿美元的合众国公债，认购数超过了计划发行量。

杰伊•库克没有像齐桓公一样“缟素而就士室”，但却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宣扬购买公债既是崇高的爱国主义，又有看得见的实惠。他组织了2500个分销代理处在北部每一个地方销售公债。库克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购买了政府的公债券。差不多有一百万北部人——每四家人有一家——买了战时公债。

北部联邦林肯政府的税收政策很成功，1862年7月1日林肯签署的岁入议案实际上对一切都要征税。其中累进所得税规定：每年收入在600到1万美元的人，要纳3%的所得税，每年收入在1万美元以上的人，要纳5%的所得税（1864年作了修正，加重了税率，收入在6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5%，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10%）。比如纽约的大富翁斯图尔特每年收入为400万美元，他不得不缴纳40万美元的所得税，在内战期间政府的所得税收入达5500万美元。

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主张为国家理财“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所以传统上中国政府不特别重视税收的作用。“士室之谋”没有向富人收税，而是通过平价购买的方法，将财富集中到政府手里，然后再用中国传统的轻重之术操纵价格，游刃有余地增加财政收入——这种既控制富人，又不剥夺富人的方法，在西方经济传统中是欠缺的；现实中累进所得税根本达不到“百姓均平”的效果，这也是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力量恶性膨胀的根本原因之一。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