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法家不反对阶级斗争，认为在社会鸿沟急剧扩大、社会矛盾不断积聚的情况下，阶级斗争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形态。有变有常，阶级合作，包括工业时代重要的劳资合作当是社会常态——总之，我们不主张教条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学说教条化、绝对化是危险的！

    按行业、采用职业组织形式管理国家的方法不仅是合作主义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尽管二者由于文明背景的差异呈现出迥异的发展路径。

    似乎西周就存在按职业定居管理的制度，这在《六韬》和《逸周书》中都有明确记载。《逸周书•程典解》主张：“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商不厚、工不巧、农不力，不可力治。士之子不知义，不可以长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给官；族不乡别，不可以入惠。”就是说士、商、工、农四民不相混杂，各使族居，专务本业。

    管仲将“四民分业定居”制度作为其霸术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管仲看来，要使百姓安居乐业，关键是要将同一职业的人划分在同一个行政区域中，组成以居住地为中心的职业团体，政府派员管理。

    《管子•小匡第二十》载，管子把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工匠和商人的乡有六个，士人和农民的乡有十五个，目的是使士、民、工、商通过耳濡目染，集中学习专业技能，甚至主张子承父业，使之 “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另据《管子•大匡第十八》：凡是当官的住宅靠近宫庭，不当官与种田的住宅靠近城门，工匠与商人住宅靠近市场；齐桓公曾派鲍叔管理大夫，高子管子工、商。

    英文中职团“syndicate”原有“组合”之意。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是指当时的行会组织，特别是职业行会。职团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古罗马时期，尽管战争和农业一直是罗马的立国之本，但是商业活动仍在罗马帝国得到了发展。当时较大的城市出现了行会，不过这些行会只是同业人员组成的互助社或救济会，旨在增进同业者相互联系，办理救济事宜。据说仅在罗马城里就有80多种行业，每个行业都有相应的行会。

    职团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是中世纪，这一时期的行会同罗马时期有很大不同。作为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自我保护组织，行会促进了中世纪商业的发展。由于行会的出现繁荣了城市，才有了现代资本主义萌芽。11世纪初，贸易的发展需要管理贸易的机构，于是产生了商业行会。12世纪，随着商人在城镇聚集，很快吸引了各种工匠的到来。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联合起来对付封建势力的侵犯，也为了防止逃入城市的农奴的竞争，他们自发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行业协会。不属于行会的手工业者，不能开设作坊。行会有会所，供集会之用。行会的首领有行会主席、监督等，由会员大会选出。

    现代意义上的职团是十九世纪末从法国社会主义工会运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像意大利那样的欠发达国家，一部分职团主义者转向民族职团主义。后者主张，职团不应是国家力量的反对者，而是国家力量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职团应超越阶级的界线，成为劳资合作的制度基础。

    1920年8月31日，意大利民族职团主义者制定了《职团宪章》，该宪章提出各行各业可以根据规定建立：工业劳动者和小工业者职团；工业和农业雇主职团；商人职团；知识分子职团；专业技术人员职团；公共团体及服务行业职团；海员职团；宗教神职人员职团。

    1922年10月30日墨索里尼上台后，开始法治化、有步骤地建立全国职团组织。1925年10月2日，法西斯总书记法里纳奇在维多尼宫主持召开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代表和法西斯全国工会联合代表参加的会议，双方代表签订了著名的《维多尼协议》，该协议相互承认彼此是企业主和工人的合法代表；工人与企业主的一切合同只能由他们及其所属组织签订。

    1925年11月18日，意大利司法大臣罗科向议会提交一份有关劳动关系的法律草案，1926年4月3日作为《劳动职团法》正式公布。《劳动职团法》明确提出要建立劳动法庭解决劳资纠纷。因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认为，西方工业国原有的国家调停不过是各方暂时的简单妥协，谈不上什么权威，他们要将国家调停法制化！ 

    意大利政府于1926年7月2日设立职团部，“协调不同行业职团之间和不同阶级的利益，以及这些职团和阶级的利益同生产的最高利益之间的关系”；1929年9月9日意大利政府撤销国民经济部，将其职权并入职团部；1930年3月20日，颁布《职团全国评议会法》，该法规定职团全国评议会行使职团全国代表大会的职能，它的分支机构是职团。

     1934年1月16日，意大利政府颁布了有关职团的最后一项法律《职团的建立及其职责法》，从此结束了职团立法程序。全国逐步建立起完整、系统的职团行政机构（职团部），立法机构（职团全国评议会）和司法机构（劳动法庭），意大利职团制全面确立。以内阁职团部为例。1926年7月2日，墨索里尼在内阁设立职团部，分5个局，即人事局，生产劳动局，职团事务局，工业局和商业局。职团部权力很大，甚至可以协调内阁各专业部的工作。除负责就业，确定劳动条件、协调劳资纠纷等事项，职团部还有权参加政府有关经济政策的制定，颁布有关税率、工资标准的规则与法令，以及有关劳动合同和协调国家经济关系的强制性准则等。

    职团部于1934年2月5日宣布建立22个职团，这些职团是由劳方代表，资方代表和党代表组成的“三位一体”，22个职团分为三大类，八个按农业生产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工业及其销售系统组成，他们是谷物业职团；食用油业职团；蔬菜、水果和花卉职团；甜菜与制糖业职团；畜牧与渔业职团；林业与木材业职团；纺织业职团；葡萄栽培与酿造业职团；八个按工业生产及其产品销售的系统组成，他们是金属与机器制造业职团；化学工业职团；服装业职团；造纸与印刷业职团；建筑业职团；水电与煤气业职团；矿业职团；玻璃与陶瓷业职团。第三类为服务性生产范畴，分别是保险与金融信贷业职团；美术与自由职业职团；海洋与航空业职团；内陆运输与通讯业职团；戏剧、游艺业职团；招待业职团。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与西方合作主义昭示我们的一个真理是：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阶级的鸿沟和阶级斗争总是力图将国家有机体撕裂，也因此酿成了太多的人间惨剧；有必要从制度上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它是我们今天比较研究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与合作主义的重要现实意义所在。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