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将宋代王安石新政中的常平仓政策引入了罗斯福新政，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美国政府农业政策的理论基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李超民先生《美国70年来农产品立法和相应的农产品常平仓计划的现实意义》一文，http://www.shagri.org/readnews.asp?newsid=10034）

钱穆先生对国人数典忘祖，常平仓制度为外人所用，自己却一无所知大为恼火，他讲了这样一则故事：

“汉代的平准制度，此乃一种调整物价的措施。此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变通运用。即如粮价一项，遇丰年时，政府以高价收购过剩粮食，以免谷贱伤农。待到荒年季节，政府便以低价大量抛售积谷，寓有赈济贫农之意。此项制度，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据说美国罗斯福执政时，国内发生了经济恐慌，闻知中国历史上此一套调节物价的方法，有人介绍此说，却说是王荆公的新法。其实在中国本是一项传统性的法制。抗战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在兰州甫下飞机，即向国府派去的欢迎大员提起王安石来，深表倾佩之枕。而那些大员却瞠目不知所对。因为在我们近代中国人心目中，只知有华盛顿、林肯。认为中国一切都落后，在现代世界潮流下，一切历史人物传统政制，都不值得再谈了。于是话不投机，只支吾以对。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0-31页） 

尽管钱穆是一代史学大家，学识渊博，但在写《如何研究经济史》时竟然也没有提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核心轻重之术，甚至连《管子》这本书都没有提到，只讲了儒家的几句格言，《货殖列传》、《太平广记》之类。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不提《管子》轻重诸篇，就如同研究美国只研究阿拉斯加一州一样——我国本土经济理论实在被人遗忘太久！（参阅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57-74页）

2007年上半年猪肉价格上涨牵动着千家万户，所以马上有政府官员站出来要动用国家储备肉平抑物价。据来自中国机械化养猪协会的消息，我国现有344家中央储备肉基地场，储备量为14. 5万吨，其中中央6万吨，地方8.5万吨，且很大程度是活体储备。而2006年中国猪肉总产量达到51.97万吨，储备肉只占我国猪肉总产量的0.28%。这点储备肉还不够一天供应，去平抑物价岂不荒唐！

原来，国家储备肉本来就不是为了平抑全国性的肉价上涨而设立的，功能似乎回到了西周以前，是为了应对突发性的灾情、疫情——那些政府官员手上根本没有足以控制市场波动的猪肉，所以为了稳定市场只能发表“善意的谎言”！

保险、期货……西方好的经济机制当然要学，但中国好的制度模式也不能丢。期货只有在常平仓之下才可能真正起到稳定物价的作用，因为常平仓使投机者永远不敢超越常平仓划定的价格界线。一位期货界的业内人士说得很干脆：“如果没有常平仓的后盾，生猪期货应不会减缓现货的波动！”

这位朋友所说的常平仓不单是指猪肉储备，更重要的是占生猪成本相当大比重的农产品（特别是豆粕和玉米）的储备，因为上半年肉价上涨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养猪饲料价格上涨，二是2006年下半年全国性的猪疫病。

两千多年来，常平仓制度减轻了中国人多少自然的灾难和市场本身的风险——失去对常平仓的记忆，失去的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更重要的是我们失去了这个沧桑民族维系其千年发展的灵魂！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