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官办大学的代表。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中，蔡元培自1917年开始主政北京大学期间，使得北京大学的学风和办学理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蔡元培曾留学德国多年，德国的高等教育模式直接影响到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欲明白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贡献，就需要简单了解中国近代大学的源头——德国大学的传统。
欧洲近代的大学都是中世纪的产物，德国大学也不例外。尽管与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校相比，德国的大学起步较晚，却是后来居上。到了17和18世纪，德国的大学与整个欧洲的大学一样，都陷入了危机之中。无论是在政治、社会上，还是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上，欧洲大学都处于边缘地位，没有重要的贡献；以德国的大学为例，那时的德国大学教授缺乏尊严和地位，大学生们也是生活方式败坏，遭世人诟病。 到了19世纪初，德国大学在“新人文主义修养理想”的影响下，发生了一场“释放出巨大精神能量的革新”，使得大学教授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从而极大地推进了德国大学的发展。
像19世纪初的德国大学经历一次脱胎换骨一样，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主政期间也经历一次洗心革面的改革。此次改革不仅直接关乎到北京大学自身的发展，就是对民国历史的发展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蔡元培在清末的时候就是一个“革命家”。尽管民国成立之后，蔡元培赴欧留学，淡出中国政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任职后，更是在公开场合强调他的教育家身份。但是，蔡元培的“革命意识”一直是存在的。他所强调的“教育救国”和“道德救国”就是他的革命意识在教育领域的隐性反映。
1.声名狼藉：蔡元培主政前的北京大学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在香港病逝。临终之际，蔡元培有两句重要的遗言，叫做：“学术救国，道德救国”。 事实上，蔡元培在23年前的1917年1月就任北大校长时，也是怀抱上述两个“救国的使命”去改造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在“学术上”对北京大学的革新，并不理想，如民国教育家王世杰所言：“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 但是，蔡元培在对北大的“道德思想”的改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是他的同时代人所不能比拟的。对此，王世杰也有一番评价，他说：“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而自蔡先生入掌长北大以至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十年期间，是顽固腐败的思想和势力极坚强普遍的时间；换句话说，也就是需要思想革命最迫切的时期。在这十年中国，北大的师生，不断的向这些顽固腐败势力进攻，摧毁无数不合理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给予了全国青年以一种新的头脑新的血液。……他如果不是一个发起者，一定是一个忠实的勇敢的，始终不变的保护者。”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发布了就职通告。在此之前的北京大学，是以“老”和“腐”而臭名远扬的。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许德珩说：“当时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特别是在“腐”的方面，北大的校风更是糟糕透顶。当时的北京城，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名词，叫做“两院一堂”。所谓的“两院一堂”就是指国会众议院、参议院和北京大学。说的是，北京国会议员和北大学生是北京“八大胡同”最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北大学生在“腐”的方面，还分成两类：上乘的腐化学生的作法是“组织同乡会，运动做一任会长，或是干事，借以接近学校当局，作毕业后升官的准备”；下乘的腐化学生的作法是通过“嫖、赌和尝尝旧戏”来结交人；总之，北大学生是没有“研究学问的风气的”。 北大学生的这种“流风余韵”是继承了晚清时期京师大学堂的传统。在清末的时候，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有不少达官贵族的子弟，到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这些贵族子弟生活阔绰，饱暖思淫欲，于是常去八大胡同寻花问柳。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的陶希圣回忆说，“北京大学的学生是八大胡同受欢迎的顾客”。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北大学生的事后回忆，不足为凭，那当时的北京大学又是何种景象呢？
实际上，北京大学自晚清开始就一直没有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在时人的眼中，北京大学不过是用来“混文凭和预备做官的场所”。曾担任京师大学堂英语教习的美国人李佳白（Gilbert Reid 1857-1927）在1904年春公开批评京师大学堂的学风和校风败坏，他大声慨叹：京师大学堂“直以培植人才之地，作调剂官吏之场，殊可惜也”。 或许是贵族子弟居多的缘故，北京大学的学生一向桀骜不驯，令学校教务部门无法管理。1907年11月中旬，北京大学的教务提调张某曾以“学业未进”为由，准备开除两名学生，结果引发北大学生的集体抗议。1907年11月14日晚，三百多名北大学生开会，决定公布北大教务提调张某的“若干劣迹”，请求北京大学总监督（后称校长）更换教务提调。北京大学这件事情弄得满城风雨，朝野皆知。
民国成立之后，北京大学并没有与时俱进，其学风和校风仍然败坏依旧。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北京大学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能够长期胜任的校长。1912年5月1日，教育总长蔡元培呈请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命令，委任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长； 当时北京大学校风败坏，已经为社会所洞悉。严复署理校长之后，有心改良北大弊端，但因经费短缺，有心无力，旋即在1912年10月7日辞职。10月9日，袁世凯总统任命章士钊为大北校长，被婉拒；10月18日袁世凯又任命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马相伯是著名教育家，他对于北京大学的恶劣学风深恶痛绝，故而他在就任代理校长的当日，曾召集北大学生发表演说，勉励北大学生：“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诸君在此校肄业，须尊重道德，专心学业，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 但是，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刚及半个月，就在11月2日与北大学生发生冲突，骄横的北大学生“破口叫其滚蛋，且有欲用武者”；此事还牵连到前任校长严复，迫使严复不得不向教育总长范源濂解释，北大“学生种种暴动与我无涉”。 这种情况下，马相伯也无心恋栈。其后，北京政府又任命何燏时为北京大学校长，但北大学风整顿，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老问题。
何燏时就任北大校长未及半年，北大就发生一场严重的风潮。1913年5月28日，北京大学预科二三年级学生因为校方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要求北京大学“下学年分科招生，规定预科学生应参加入学试验”，合格者才能进入北大本科。为此，北京大学预科学生集会抗议，逼迫校长何燏时亲自撰写辞职书。5月29日，何燏时将辞职书呈给教育部。但是，教育部认为这是北大预科学生目无法纪，侮辱师长，无理取闹。5月30日，教育部命令下达，要求何燏时仍回北大校长任上。同日，何燏时发布命令，将聚众闹事的预科学生贾德润，林肇煌，秦汝翼，许元瀚，张瑞春，洪宗渊，许之铁，宋黻等八人开除。 这道开除布告发布之后，当日北大预科学生群情激愤，到北大校长办公室抗议未果，又去教育部抗议。面对闹事的北大预科学生，北京教育部态度强硬，分别在5月29日和5月31日连发三道训令，要求北大校长何燏时“查明为首之人，立即斥退，其余实系被胁者，应饬令遵守校规，照常上课”。 为早日平息北大风潮，北京教育部决定北大提前两周放暑假。
1913年6月的北京大学预科学生风潮，让时任教育总长汪大燮产生了停办北京大学正科的念头。自6月初放假三个月以来，到了1913年9月下旬北京大学开学之日，教育总长汪大燮召集北京大学各科学长开会，提议北京大学“暂开预科，停办正科”，其理由是“教育经费支绌，学生屡起风潮”；但是，汪大燮的提议，遭到了北大校长何燏时及相关教员的抗议。 其后，何燏时校长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一份《呈请维持北京大学的意见书》。何氏在意见书中，写道：“而此唯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可遽行停止，且当此民国初基，正式政府将近成立之时，正家百端俱举，树全国之表率，肃中外之观瞻，慰羣生望治之诚，建国家伟大之业。当此之时，忽有此停办大学之举，实足贻笑友邦。觖失民望。此非燏时一人之私言，抑亦全国之公论也。” 此外，北京众议院罗家衡和汪建刚等众议员也为此事提出质问书，请政府明白答复；在此情势下，袁世凯总统否决了教育部停办北京大学的意见，同时袁世凯批示由教育部“妥筹办法，并由教育部指令北京大学先行开学”。 至此，教育部停办北京大学的意见作废，而北京大学能躲过此劫，何燏时校长功不可没。北京大学算是保住了，但是何燏时校长却已心力交瘁，旋即提出辞呈。1913年11月中旬，北京政府准许何燏时辞去北京大学的署理校长职务。1914年1月，北京政府任命胡仁源署理北京大学校长。
由于北大校长经常更替，导致该校学风、校风不能带到一以贯之的整肃。大总统袁世凯对于北京大学的学风也是不满意的，他在1913年5月北大风潮徒起之后曾发表一项命令，批评国内学校“大都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说，侮慢师长，蔑弃学规”。 到了1915年春，时任教育总长汤化龙曾派人到北京大学秘密视察，视察人报告说，“北大教员旷职，诸生废学”，这令汤化龙“异常恼怒”。 根据教育部的秘密调查报告，北京大学预科学生的风气最差。据称，北大预科学生某某等，“每日必到北京著名戏院广德楼，听尙小云演剧，更有某学生等数人，则心醉刘喜奎。每至夜深人静时，北大预科学生中的戏迷在宿舍中，集合一处，讨论戏曲。他们甚至在兴高采烈时，高唱二簧和西皮”；即使北大校方知道此事，也不敢加以批评。 此时，主政北大的胡仁源校长为蔡元培在南洋公学特班生的高足。尽管胡仁源有意刷新校务，加以经费拮据，让他有心无力，做不下去。
1916年范源濂担任教育总长，他与蔡元培是肝胆相照的老朋友。1912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时候，邀请范氏担任教育部次长。范源濂此次担任教育总长后，在8月26日致电在欧洲的蔡元培，请其回国担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因考虑到北大的“声名狼藉”，一度对 他是否出任北大校长，犹豫不决。其后，经过与教育总长范源濂和教育部专门司司长沈步洲的多次讨论之后，蔡元培方才决定出任北大校长。他认为，北大虽然风纪败坏，名声不好，但是“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 1916年1月9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就职演说，要求北大学生抱定“求学的宗旨”，抛弃“做官发财的思想”。随着蔡元培的走马上任，北大的学风为之丕变。一个新的北京大学开始出现在世人面前。
2.“唤起青年精神”：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意识
蔡元培长期留学德国，他对德国高等教育的成功赞不绝口。19世纪德国教育救国的成功典范，更是让蔡元培铭记肺腑。因此，蔡元培在1916年秋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内心已经下定仿造德国高等教育的经验来改造北京大学。这年秋天，蔡元培在给教育总长范源濂的信中，已经表达了他的办学理念。他说：“世运日新，学风丕变，吾国教育，不能不兼容欧化，已为有识者所公认。” 蔡元培此处所言的“欧化教育”，其实就是仿造德国的教育模式。也就是说，蔡元培参照德国大学模式，来改革北京大学，以达到促进中国学术乃至“民族振兴”的目标。
蔡元培对“学术救国”和“道德救国”的自信，主要源自他对德国教育历史经验的认识。1917年3月15日，蔡元培在给好友汪精卫的信中，谈及“昔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时，大学教授菲希脱（今译费希特）为数次爱国之演说，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而德意志统一之盛业，亦发端于此”。蔡元培一生三次留学德国，前后共计5年有余。其中，蔡元培第一次（辛亥革命前）留学德国的时间最长，这次留德对“其学识及学术观念影响也最大最深。”
蔡元培对高等教育的如此重视，既与他留学德国的经历有关，也是他个人的兴趣偏好所致。他自己说：“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 蔡元培的好友吴敬恒说，蔡元培“毕生最致力的是办大学。他为什么主张办大学？仿佛是一个国家，只要有了大学问家出来，民族就可以之而贵，一班人即可以之而尊”。 德国大学在德国崛起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在社会中所享有的崇高地位，让蔡元培羡慕不已。19世纪，德国史学家蒙森（Theodor Mommsen）就把“大学、军队和关税联盟等量齐观，认为它们是德国民族振兴的关键因素”。 蔡元培曾经翻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一文，这篇文章的原作者包尔生就非常强调，学者在德国复兴中的作用。蔡元培的译文如此写道：“德国凡大学教授，为认真研究学问者。（此）所以定国民他日地位势力之左券。……扩展德意志之国运者，亦悉为大学教授”。既然大学的学者对于民族的振兴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后，所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担任北大教授。蔡元培聘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否“以真正之国粹，唤起青年之精神”。 此种人选，在当时自然首推在上海主持《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北大就职。一周之后，他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担任北大校长。两天后，蔡元培的动议获准。原来蔡元培与陈独秀，早在清朝末年就已认识。当时，陈独秀在芜湖办白话报、合作人都因为困苦和危险离开，唯独陈独秀在那里又支持了好几个月，这种毅力给蔡元培留下极佳印象。1916年底，蔡元培到北京，访问国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情形。汤尔和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清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于是，蔡元培翻阅了得自汤尔和处的《新青年》杂志后，便决定聘他。1917年1月，陈独秀到北大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搬到北京他所居住的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
陈独秀到北大任教后，他以《新青年》为阵地，很快让北京大学发展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播中心。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特征，就是把“意识形态看做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关键”，从而使得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是一种以救国为目的的政治运动；只不过，新文化运动的“救国手段”不是采取过往的政治军事途径，而是采用了独特的“学术救国”和“道德救国”的方式。当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之后，自然地也就成为中国政治运动的中心。在此过程中，北京大学就从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机构一步步地实现“政治化”了。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直接受益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学术理念。但实际培育北京大学政治参与意识的，当然是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杂志。
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就写信给在美国的胡适，请他回国到北京大学助阵。陈独秀在信中写道：“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1917年9月10日，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到了1918年1月，陈独秀成立了《新青年》编委会。由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和沈尹默七人担任编委，轮流编辑。 他们利用《新青年》作为舆论平台，提倡新文化，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在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多人事因素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树人四人影响最大。在众多刊物中，比《新潮》、《形用评论》、《努力》影响更大的是《新青年》。在梁漱溟看来，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蔡元培才可能发挥作用。到1917年，《新青年》的销量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 以陈独秀的《新青年》编辑部同仁为代表，因提倡白话文，而引起古文派林纾的不满。1917年2月8日，林纾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的文章，反对白话文，说“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
古文派林纾的介入，促使新文化派的钱玄同和刘半农用化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评林纾的复古谬论。 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这个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荆生，他来到北京游玩，下榻陶然亭的西厢。恰巧，安徽人田其美（映射陈独秀）和狄莫（映射胡适）、浙江人金心异（映射钱玄同）也来陶然亭游览聚会。田其美抨击孔子，狄莫主张白话文。忽然跳出来一个“伟丈夫”荆生，他痛骂三人“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荆生随即将三人一顿痛打。 林纾虚构的《荆生》小说大有来历，它预示着新文化运动已经使北京大学卷入了现实的政治纷争中，从而将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推向了高潮。
表面上看，林纾是一个古文派的卫道者。实际上，林纾的背后有皖系军阀徐树铮的支持。徐树铮是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的心腹干将，他文武双全，自诩为桐城派。徐树铮当时办了一个“成达中学”，林纾就在里面任教。他想借助徐树铮的武力，来打击北京大学。林纾虚构的小说人物“荆生”，据说就是“暗自徐树铮”。 其后，林纾有撰写一篇《妖梦》，里面提到一个“元绪公”，就是映射蔡元培。因为《论语》有注释说“蔡，大龟也”。所以，林纾把蔡元培比喻为乌龟，这实在是刻薄骂人的话。到了1919年3月，林纾与蔡元培的争论开始公开化。1919年3月18日，林纾在皖系军阀徐树铮控制的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上发表给蔡元培的公开信。林纾在信中讥讽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没有“真学术和真道德”，指责陈独秀等新文化派“若尽废古书，行用古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反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可以想象，蔡元培读到林纾的这段批评文章之后，是如何的愤怒。果然，蔡元培在当日就撰写了《答林琴南函》，对林纾的批评，逐一进行驳斥。最后，蔡元培在给林纾的信中，还不忘重申他的办学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此时不仅是林纾与蔡元培发生公开辩论，就是皖系军阀的御用报纸《公言报》也公开发声，批评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发表了《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近状》一文，点名批评陈独秀和胡适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的废弃旧道德，毁弃伦常，诋毁孔孟。其卤莽破裂，实亦太过”。虽然林蔡之争，以及蔡元培和《公言报》的笔墨官司，很快不了了之，但是北京大学因新文化运动而进行的政治参与，却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了。
蔡元培改造北大的法宝，就是广为为人知的“八字方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他希望借此来实现北大的“学术救国”和“道德救国”的使命。既然北大的使命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救国”，而“救国”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目标。因此，蔡元培办理北大的初衷虽然看上去与政治无涉，实际上却是走的“曲线救国”道路。也就是，通过振兴学术的方式，来实现间接救国的目的。在蔡元培的包容之下，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杂志确实唤起了青年人的爱国精神。但是，蔡元培未曾料到北大青年的爱国意识已经觉醒，北京大学很难超然于政治之外。在此情况下，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其实，以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仁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唤醒青年”，亦非“发展学术”。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发表《新青年》一文，强调了《新青年》的宗旨是，“对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销沉重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最此最后之哀鸣！”陈独秀唤醒青年的目标，和蔡元培并无本质区别，两者都是强调新青年应有“互助的道德精神”。1917年3月17日，陈独秀在北大发表了一场有关“道德概念”的演说。在这场演说中，陈独秀呼吁北大学生抛弃过去的“自利主义的奴隶道德”，弘扬“互助精神的新道德”。 如果说陈独秀与蔡元培在“道德”问题的理解上有何差异，那么蔡元培更强调个人道德的修养，而陈独秀更重视道德的“社会互助”理念。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在为进德会撰写的《旨趣书》中，蔡元培着重批评了当时教育界人士个人道德修养的堕落，他说：“鄙人归国以后，先至江浙各省，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崭然现头角者，几无不以嫖、赌为应酬之具，心窃伤之。比抵北京，此风尤甚。” 同年5月28日，蔡元培提倡的北大进德会正式成立，蔡元培在会上强调说：“德者，积极进行之事；而本会条件，皆消极之事，非即以是为德，乃谓入德者当有此戒律。” 一个月之后，蔡元培将进德会的入会必要条件，明确强调为三条：“不嫖，不赌，不纳妾”。这三条都是指向个人道德的生活修养问题。蔡元培在北大组织进德会，反应了他对大学师生道德修养的高度重视。在他看来，大学师生应该充当社会的道德楷模，由此塑造良好的校风。简言之，北大进德会不过是蔡元培用来实现道德救国的一个手段。
3.林蔡之争
蔡元培的初心是让北京大学办成中国的学术机构，而北京大学最终的政治参与，并非他的初衷。但是，蔡元培在1918年秋受欧战结束之后国际和平潮流的影响，一度激发了他参与政治的乐观理想。而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也是在蔡元培热衷于国内政治的背景下，愈演愈烈的。
在推动蔡元培卷入政治漩涡的过程中，蔡元培的老友熊希龄发挥了积极作用。1918年10月23日，研究系的熊希龄联合张謇、王宠惠、徐佛苏等人发起组织“和平期成会”的通电，蔡元培也列名其中。 1918年11月3日， 当选为和平期成会的副会长，正会长为研究系的熊希龄。 十天之后，蔡元培和熊希龄以和平期成会的名义，致信大总统徐世昌，呼吁成立和平机关，实现南北和平。 此时的蔡元培已经思出其位，将很大精力投入到国内的和平运动上。蔡氏的实际行动已近违背了他在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时公开宣称的“不涉政界之决心”。 在参政问题上，蔡元培这种言行不一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战结束所造成的和平潮流所致。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参加了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公众集会。他在会上发表《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其中谈到：“世界的大势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蔡元培这里所批评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就是暗自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他们一直梦想着武力统一中国。事实上，蔡元培对皖系军阀公开的不点名批评，已经让他触及到军阀政治的雷区：此即皖系军阀所能容忍的限度。
很快蔡元培也意识到他不该过度地卷入现实政治纷争。1919年1月7日，蔡元培在《政府公报》上刊登启事，宣布与各种政治团体脱离关系，将“委身教育，绝不与闻政治”。 这个启事特意刊登在官方公报上，说明蔡元培此前的干政言论应给他造成了诸多的政治压力，才使他不得不重申“绝不与闻政治”的初衷。奇怪的是，其后的蔡元培仍然继续与研究系核心人物保持密切往来，并参与研究系组织的政治活动。1919年2月12日，蔡元培和研究系的汪大燮、熊希龄、林长民等人，发起“国际联盟同志会”，并在北京大学法科大讲堂开成立大会。这个国际联盟同志会选举研究系的领袖梁启超为理事长，研究系的干将林长民为总干事，显然这是研究系所控制的一个团体。此外，研究系在1919年2月16日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也请蔡元培出任理事。 其后，研究系2月23日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的公开演说活动中，蔡元培也前往发表演说，鼓吹国民外交，号召“我国民不可不乘此机会，以为少数外交当局之后援”。 也是在此背景下，具有皖系军阀背景的复古派林纾在1919年2月17日发表诋毁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小说《荆生》；一个月之后，林纾又在《公言报》上刊登文章，公开批评北大校长蔡元培，从而引出林蔡之间的笔墨官司。林纾的后台是皖系军阀徐树铮。林纾出面批评蔡元培，其实代表着皖系军阀对蔡元培和他的北京大学干预政治的不满。其后，教育总长傅增湘也致信蔡元培，批评北京大学的新文化运动已经“逾出了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
然而，林蔡之争终究不过还是文人之间的笔墨官司，对现实政治影响不大。但是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确实让北京大学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对外界的诘责，蔡元培曾对人言：“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五四学潮期间，北京大学学生冲锋陷阵，蔡元培再也无法遏制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1919年5月9日，蔡元培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出走。他在离京前，留下的一张启事：我倦矣! ‘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五四运动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其后，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青年学生走向了爱国干政的时代最前沿，中国大学的政治参与从此之后成为一个时代的洪流，无人能够抗拒。
蔡元培1917年就任北大校长时，就想把北大办成中国高校中“道德救国”的典范。如果把蔡元培所说的“道德”理解成一种爱国的意识的话，那么五四之后的北京大学确实已经成为中国道德救国的先驱。在这方面，蔡元培的“道德救国”目标应是实现了。但是，蔡元培的“学术救国”理念在北京大学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因为，五四之后的北大学生受爱国主义的驱使，整日忙于各种“罢课运动”，已经无暇读书了。面对这种情况，蔡元培提出了一个看似两全，实则两难的办法。此即，蔡元培的名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然而，在五四之后那个学潮此起彼伏的新时代，大学校园再也无法回到昔日的平静时代。即使大学师生有心安静下来，各方政党人士也要设法鼓励学生加入他们的政党，参与政治运动。质言之，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大学的政治参与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4.无法扭转的趋势
从1917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也就是蔡元培主政北大期间，北京大学从之前的一个风气败坏的问题学校变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在此过程中，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程度日愈强化，其标志就是北京大学学生国家意识的提高，天下为公的意识增强。表面上看，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道德革新”，似乎与“政治”无关；实际上，北大的“道德革新”恰恰成为北大政治参与的内在因由。原因无他，这主要与蔡元培对“道德”的特殊理解有关。蔡元培认为，道德不仅是人类进化的根本所在，还是人类政治活动的“本体”。1917年3月3日，蔡元培在研究系发起成立的国民外交后援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所谓政治，亦即道德之作用而已。进一步言之，个人与个人、社会与社会、以至国家与国家现象之良恶，纯以道德消长维系。” 按照此种理解，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道德革新，显然是其改良中国政治的“曲线救国”手段。
因此，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当然离不开蔡元培的积极推动。在北京大学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蔡元培鼓励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好《新青年》杂志，北京大学学生还办了《新潮》和《国民》等学生刊物，这些刊物成为宣扬北大新文化理念的重要媒介。这些杂志媒介在传播北大新思潮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大新闻杂志的发达得力于蔡元培校长对传播媒介的重视。正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蔡元培强调通过发展新闻学研究，来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他说：“民国元年以后，新闻骤增……惟其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此吾人所以提出新闻学之意也。” 北京大学新闻学会的成立，客观上自然有助于北京大学的各种新刊物的发展。以《新青年》、《新潮》和《国民》为代表的北大刊物，成为塑造公众舆论的有力媒介，在五四运动期间，对动员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北大的新媒体也加速了北大政治参与的进程。但是，当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之后成为陷入国内政治运动的漩涡中后，蔡元培意识到北大的政治化，反而不利于北京大学的发展，也不利于他的学术救国的主张。这时，蔡元培已经无法扭转北大政治参与的趋势。他只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一个折中的政治口号，就是：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个新的政治口号的提出，充分彰显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与时俱进的爱国精神。（原文见《安徽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原题为“道德救国”：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政治参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