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法家从未反对人与人之间以爱为基础的道德，她只是反对将家庭伦理政治化的人治。

《礼记·丧服四制》说：“门内之治，恩揜（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处理家庭内部事务要以私恩为重，处理社会国家事务要以公义断绝私恩，敢于大义灭亲——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后儒将家庭伦理政治化，混淆私恩与公义的轻重关系，导致国人陷入千年人治误区。

以法家治国的秦朝为例，从秦始皇到下层官员都崇尚儒家所提倡的道德。《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有些地方同儒家经典《礼记》、《大戴礼记》相似，有地方同《老子》和道家思想相似。如《为吏之道》中有“临难见死，不取句（苟）免”句，《礼记·曲礼上》作“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又如“安乐必戒，毋行可悔”一句，《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有：“席前左端之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为吏之道》中有“強良不得”一句，《老子》作：“强梁者不得其死”等等。

如前所述，《论六家要旨》中司马谈一方面肯定了法家确立社会基本秩序的意义，另一方面又批评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所以只可以行一时，不可以行一世。法家真的反对“亲亲尊尊”吗？不是的。世人很少注意到，韩非是儒家“三纲”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后经西汉董仲舒概括为“王道之三纲”。《韩非子·忠孝》中有，“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法家不能容忍家庭伦理侵害公共利益，私恩侵害公义，这是其与后儒的分野所在。在法家治下的秦国，丈夫有罪，妻子有监督告发的义务。《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上有：“夫有罪，妻先告，不收。妻膡(媵)臣妾、衣器当收不当？不当收。”按照秦律，妻子如果告发丈夫的罪行，不仅不会承担连带责任，而且还可保住属于自己的陪嫁、奴婢、衣服、器具等财产。反之，如果妻子隐瞒丈夫的罪行，则将被连坐问罪。

后儒不是这样，主张“亲亲相隐”，子告父就犯了“不孝”罪——即使被揭发的对象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后来有人将“亲亲相隐”通过血缘关系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人们可以不顾社会公义互相提携，可以不顾社会公义、国家利益包庇罪犯……

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反对这种家庭道德至上的观点，认为那将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国力的衰弱。《韩非子·五蠹》论证说：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但令尹杀了直躬，楚国人作坏事就没有人再向政府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没指望的。（原文：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