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贫富分化，消灭剥削客观上要求国家垄断经济资源， 除了垄断自然资源，还要有大量的商品储备、生产能力储备——政府要防止各类突发事件和私商投机影响正常的社会生活。

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管子》的作者强调积累和储备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世界政治还没有统一的条件下，经济战仍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管子•事语第七十一》以反对“泰奢”这个虚拟人物的形式反对泰奢——即过度的消费主义：

“桓公说：‘秦奢教我说：不修饰车帷车盖，不大量添置衣服，女工的事业就不能发展。祭祀之礼不用牲，比如诸侯依礼用牛，大夫依礼用羊，不如此，六畜就不能繁育。不能高建楼台亭榭，美修华丽宫室，各种木材就没有出路。这种说法对不对？’管仲说：‘这是错误办法。’桓公说：‘为什么说是个错误办法？’管仲回答说：‘这是定地管理的方法。那里天子管辖方圆千里土地，列国诸侯方圆百里，滨海的子国七十里，男国五十里，像身体上的胸臂一样互相为用。所以调节缓急余缺，即使粮财散在民间，也不至成为统一国家君主的忧虑。但是，领土狭小而还要起来与大国争强的国家，必须使农夫努力耕耘，成果归于君主，使妇女勤于纺织，成果归于官府，这并不是想要伤害民心与民意，而是因为国无积蓄就不能用人，国无余财就不能鼓励臣下。’” （原文：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俎豆之礼不致牲，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则六畜不育。非高其台榭，美其宫室，则群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数也。”桓公曰：“何谓非数？”管子对曰：“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赢不足，虽在下也，不为君忧。彼壤狭而欲举与大国争者，农夫寒耕暑耘，力归于上，女勤于缉绩徽织，功归于府者，非怨民心伤民意也，非有积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积财无以劝下。”）

梁启超进一步解释说，“管子之意，以为若使天下能为一家，则财之挹于此者还注于彼，虽稍奢而不为害。若犹有国界，与他国竞争，则一国之母财，必期于丰；而母财丰生于积蓄，积蓄生于俭，故以奢为大戒也。”（梁启超：《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载《饮冰室合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年，饮冰室专集之二十八，第51页。） 

《管子》在的上述经济思想与十九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t 1789-1846）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李斯特认为，英国当时鼓吹的自由贸易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它的前提条件是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已经存在，而现实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超越国家边界的“大同世界”。自由贸易理论是以牺牲贸易伙伴利益为代价的，弱小国家不得不用保护性关税和其他保护措施来培育自己的工业，同英国抗争；平等的工业地位才是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以及各民族大联合的基础。李斯特在他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雄辩地论证说： 

“流行学派（指当时流行的自由贸易理论——笔者注）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备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们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诉我们，领先的总是政治联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通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遍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形势简直是万难避免的。”（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13页）

历史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今天美国人鼓吹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大英帝国自由贸易的代名词，要知道，全球化的正常发展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只有人口较少、资源基础薄弱的国家才适合发展外向型经济，对于土壤漏失水分，无法生产粮食的国家，《管子》的作者主张发展林木业，制造精美木器来换取其他国家的粮食。《管子•山至数第七十六》上说：“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在 “国际大循环”的狂热思潮下，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全世界打工，不久前我们才开始着力培育国内市场。事实上，早在“国际大循环”的战略在八十年代末提出时，东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刘昌黎先生就公开撰文指出，大国不可能像亚洲四小龙一样走外向型战略，即使走了这样的战略，也要重新回到内向型以展的轨道上来。他说：

“根据世界上人口超过1亿以上的国家的经验，无论对外经济发展达到如何发达的程度，都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内向型的基本特点。即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建立在国际市场、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都只能是我国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只能建立在内向型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从某一产业或某一企业的情况看，只有在其产品基本满足了国内市场的需要，在国内已无继续发展的余地或国内销售不如国外销售时，才会产生向国外发展的内在动力，才会真正进入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因此，任何超越国内分工和国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都没有坚实的基础。它迟早要回到内向型的轨道上来。”（刘昌黎：《外向型战略不能作为沿海经济发展的总战略》，《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1989年5期。）

直到今天，刘昌黎先生的话依旧值得我们沉思！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