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蒋介石、魏德迈（左）、赫尔利联合发表抗战胜利演讲

    在民国末年，因师承关系、学术出身等缘故，中国学界的门户观念很重，大牌学者之间沿袭了“文人相轻”的传统痼疾，导致合作困难。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那个夏天，原子弹的威力让全世界深感震撼。作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自然也对原子弹极为关注，不仅当时的国民政府想造原子弹，学术界也跃跃欲试，试图发展原子能科学。

“史迈斯报告”与蒋介石的原子弹计划

    1945年8月12日，也就是长崎核爆后的72小时，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史迈斯报告”，全名为《原子能的军事用途：美国政府发展原子弹之官方报告》，这个报告的用意有二：其一，作为美国解说原子弹发展历程的官方说明，它轮廓性地展现了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发原子弹的过程，当然炫耀一番也是美国人的目的；其二，提供一套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在公开场合介绍原子弹的标准说法，避免泄露机密。

    其实，在《史迈斯报告》报告正式发表前，当时的国民政府兵工署长俞大维就已经看到了这份文件。据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回忆，这一报告“是一份详述美国原子弹发展经过、在当时尚未正式公布的绝密文件，仅有一册，系美国交给我国军政部，由俞大维次长再交给我们的”。当时，关于原子弹的研制是非常机密的，俞大维能够看到《史迈斯报告》与美国人魏德迈有关。魏德迈于1944年10月接替因与蒋介石有矛盾而调回美国的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蒋介石的参谋长。俞大维和魏德迈因为在中美联合参谋本部相处共事而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魏德迈不仅给俞大维看了绝密文件，而且直截了当地问俞大维：“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造原子弹？”

    据称，“史迈斯报告”公布后不久，英文版就到了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批交“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请他派人译成中文。国民党高层对“史迈斯报告”反应强烈：俞大维在阅过报告后向“军政部部长”陈诚建议，中国应积极开始研制原子弹，以免再遭外国势力欺凌。“军统局局长”戴笠在一份密电中力陈：“查美国最初研究原子弹始于一、二外国物理学家，继即成立一顾问委员会，由兵工军官三人与科学家数人主持之，逐渐推进。似亦可先组一顾问委员会主持其事，暂隶兵工署办理，以保机密而专责成。”“国防部部长”白祟禧也在一份密电中建议成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积极发展原子弹。曾为“代总统”的李宗仁在一份呈给蒋介石的文件中也认为有关原子弹“研究工作，我国尚无人主持，似应由‘中央’指派专家商讨研究”。

    蒋介石在综合国民党军政大员的意见之后指出，中国虽然贫穷落后，但人才荟萃、地大物博，完全可以规划一套自己的“曼哈顿计划”。很快，他任命俞大维筹组顾问委员会，展开原子弹研究计划。

    要研制原子弹，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才。“有人才有弹”，这是当时的共识。1945年底，俞大维向蒋介石提出了原子弹专家培育计划，又称“种子计划”：由“军政部”派遣青年科学家到美国学习最新的原子物理科技，学成回国再参与原子弹计划。这一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用美国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作为青年科技人才赴美考察与学习的经费。

    确定出国考察与学习的人选，俞大维让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从西南联合大学的助教和学生中物色。曾昭抡负责化学方面的人选，他推荐了唐敖庆和王瑞酰；华罗庚负责数学方面的人选，他推荐了孙本旺和先期已经在美的徐贤修；吴大猷负责物理学方面的人选，他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1946年6月，“原子能研究委员会”悄悄成立，在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蒋介石指示拨给美金50万元。1946年秋天，三大科学家率学生赴美。这不仅是国民党原子弹“种子计划”的起步，更是中国原子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中国师生一行到了美国才得知，由于美国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根本就不接纳中国留学生。于是，在军政部允许下，他们分别到美国各大学从事科学研究与学习。尽管这6位中国青年未能按预先计划研修原子能，但他们都在美国学有所成。比如，朱光亚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做出了巨大贡献，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功勋奖章。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于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牵头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学术机构

    原子弹的巨大威力、国民政府雄心勃勃的原子梦，让国内学术界跃跃欲试，一时间发展原子能科学的热潮在国内兴起。

    当时国内能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的主要力量有五家，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学。这几家学术机构纷纷向国民政府请缨，希望能得到当局的支持。

首先看北京大学：

    1947年6月，北京大学校长胡适郑重其事给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写信，详陈北大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之计划：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要请你们两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请他考虑这件事。简单说来，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

    现在中国专治这种学问的人才，尚多在国外，其总数不过七、八人，切不可使其分散各地，必须集中研究，始可收最大的成效。
……

    我们仔细考虑，决定把北大献给国家，作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人才罗致，由北大负全责。

    我们想请两位先生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项下指拨美金五十万元，分两年支付，作为北大物理研究所之设备费。第一年之二十五万美金，由北大指定吴大猷、吴健雄在美国负责购备，并指定钱三强、何泽慧在欧洲与英国负责购备，其第二年之二十五万美金，则于明年度另指定专人负责购备。其购置细帐，均由北大负全责随时报告国防部审核。

    我知道此数甚巨，责任甚大，故甚盼两位先生便中报告主席，请指示裁定。

再看清华大学：

    1946年9月，周培源到法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他是钱三强在清华时的老师，二人相聚巴黎。周培源告诉他，吴有训、赵忠尧离清华去了中央大学，清华实验物理现乏人负责，因此劝钱三强回母校服务，并说要发电报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转请梅贻琦校长发邀聘函。

    11月11日，叶企孙致函梅贻琦校长，提议邀聘钱三强为物理系教授。梅贻琦旋即于11月21日发电报给钱三强：“清华大学聘任您为物理系教授，可否于1947年3月回国。请电复。”11月25日，钱三强复电梅贻琦接受其邀请。1947年2月1日钱三强致信梅贻琦，阐述自己关于“树立一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设想：对于教学树人，生素感兴趣，在祖国目前情况下，尤觉重要，但生甚望教学工作外，尚能树立一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此等意见，周师亦极赞成。先生等对此等设备不知有无计划？据生在欧之经验，一小规模原子核物理实验室，设备费约需五万美金，详细情形，如蒙垂询，当即奉告。

    5月19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给钱三强复信，并就建立原子核物理研究之事，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打算：

    尊处二月一日来函所提，为供给原子核物理研究须有一小规模实验设备，校中企孙、重衡、培源诸先生均极赞成。盖原子核之研究，实今日科学上最重要之工作，而国内尚少推进。最近，中央研究院有在南京举办之计划，建筑新研所，费用颇巨，设备尚在筹划中。但即中央院计划成功，北平区域亦宜更有一研究中心，故清华在筹得美金五十万（除清华基金积存利息）作补充图书设备专款时，即决以五万元作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此即前日电所言之数。至于如何支用，即希详为筹划。此种设备，在美国规模有甚大者，吾等初着手，又因经济不宽裕，故宜先从小规模做起。

再看北平研究院：

    1948年8月2日，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应邀与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字润章）商讨关于开展原子核物理合作。他在向梅贻琦汇报此事的信中写道：“此次之谈系润章兄所约，可见彼现已认清合作之必要。结论为宜由三机关向政府合请外汇（以三年为期，每年美金九万元）。润章兄并未约树人（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兄参加，但受业表示意见，谓宜邀请北大参加，倘北大对此合作计划不起劲，只由清华与北研院定一合作计划，亦无不可。吾师有便时，请再与润章兄一谈。”

    1948年8月，北平研究院决议聘请钱三强为该院雷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定月薪600元。8月，北平研究院向政府上报铀矿和专门人才资料，报告中写道：“镭所钱三强先生在法国研究原子能学不久可返。”

    还有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于1946年决定，尽速致函尚在国外的几位物理学家邀聘为中研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钱三强于当年收到中研院总干事萨本栋发出的邀聘函。萨本栋的信中还提及，准备购置设备，充实物理实验条件。1948年3月7日，钱三强归国前给梅贻琦的信中，也谈到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大学发展原子能的事情。

    然而，历史没有给民国发展原子能科学的机会。

民国末的“原子梦”为何没能实现

原因之一：学界的各自为政，难求合作

    在民国末年，因师承关系、学术出身等缘故，中国学界的门户观念很重，大牌学者之间沿袭了“文人相轻”的传统痼疾，导致合作困难。据叶企孙日记载，1947年6月7日，叶企孙“偕培源、重衡（霍秉权）进城访树人（饶毓泰），谈北大、清华及北研（院）关于设备原子核物理实验之合作可能，发现树人与慕光（严济慈）、润章（李书华）颇有暌隔，三机关合作恐不易也。”

    1948年8月2日，叶企孙在给梅贻琦的信中写道：“此次之谈系润章（李书华，北平研究院副院长）兄所约，可见彼现已认清合作之必要。结论为宜由三机关向政府合请外汇（以三年为期，每年美金九万元）。润章兄并未约树人（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兄参加，但受业表示意见，谓宜邀请北大参加，倘北大对此合作计划不起劲，只由清华与北研院定一合作计划，亦无不可。吾师有便时，请再与润章兄一谈。”由此可知，北大因学者之间的隔阂而游离于清华、北研之合作计划之外。

    其实就在1948年9月，钱三强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也公开表达了他对中国学界之藩篱的不满：“这次，我回到祖国，看到国内科学界的情形与若干年前没有多大区别。各大学门户之见甚至各系之间的相互摩擦依然存在。诸位是未来科技界之后备军，我希望你们将来进入社会要根绝这种毛病，要打破为清华，甚至为清华物理系努力的观念，你们要努力的是为整个中国物理界！”

原因之二：美国的干涉

    1948年6月10日，钱三强回国抵上海。因行李被扣，在等待行李的日子里，钱三强在上海、南京、苏州的活动很丰富。然而，就在钱三强频繁在东南活动的时候，他的行迹与建议也引起了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警觉，并向中国方面质询。

    7月19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卡尔·H·勃林格致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这个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是法国约里奥-居里夫妇以前的学生，他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您对这一报告所提供的任何情况。如蒙允许，你对这一事件发展为我提供的真实情况和您对任何相关进展的可能性所做出的评论，将受到重视。”

    萨本栋感到事情重大，立即给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北大校长胡适发密电：“美大使馆函询北方科学家拟请政府准在平创立原子能研究室，并称已定由钱三强主办，查此事果系在平设置亦不应于此时即事宣传，因所需仪器待美方供给者尚多，随时均有冻结可能。为政不在多言，务请转告负责宣传者注意，以免事未成先遭忌而失败。”

    第二天，萨本栋再次致电函梅贻琦：“昨得美国大使来函，询问北方科学家拟请政府在北平创立原子能研究室，并云已定由钱三强主办一节，窃以此项宣传，似非其时，曾电请转促注意，兹敬将原电文附呈，至恳。”

    7月29日，萨本栋第三次致函梅贻琦和胡适，且附寄了美方的原查询函复制件，并在英文函件上亲笔写了两处中文提示：“来函者对于国内原子研究已多次来院询问究竟，此为第一次之书面询问。外此，尚有其他为外交秘密不便奉告。”这表明，一方面梅贻琦应是写信问过萨本栋此事原委；另一方面，美国大使馆确实对此事盯得很紧，故而萨本栋极为重视，多次给梅、胡发函。

    1948年8月底，钱三强抵达北平后，发觉各方对原定的筹建计划都不再谈起，困惑不解。可以认为，正是美国大使馆的介入，使在北平建立一原子能研究中心的计划“遭忌”而落败，而此事又涉及机密致使钱三强被蒙在鼓里。

原因之三：国民政府的危局

    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原子弹研制计划夭折的另一原因，是国民党岌岌可危的局势以及由于国共内战庞大的军费支出。

    1947年4月21日，“国防部部长”白祟禧建议设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时增加“国立物理科学所”的相关研究设备，要求拨给经费140余万美元，外加第一年补充设备费100万美元，共为240余万美元。蒋介石亲笔批复白祟禧的签呈：“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尔后，战局愈来愈不利于国民党，“缓办”两字也为蒋介石的原子弹大梦谱下了休止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