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二十世纪的人类经济思想史贯穿一条主线，即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论争。《管子》轻重诸篇提倡一种国家参与市场、主导市场的经济体制，这与现代西方建立在私人产权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迥异。

我们本土的学术语言能更清楚地表达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即遵循无为的大道，使民自循、自试（使）、自至。

《经言》中的《形势第二》专讲经世济民的规律，上面说“上无事而民自试”、“召远者使无为焉”。《形势解第六十四》对这两句话作了详尽的解释：

“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故曰：‘上无事而民自试。’”（意为：英明君主的治理天下，使人们安定而无所干扰，使人们安闲而无所劳累。不干扰，人民会自动守法；不劳累，人民会自动工作。所以说：“上无事而民自试。”）

“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故曰：‘召远者使无为焉。’”（意为：人民，有利则来，有害则去。人民趋利，就象水往下流一样，不管东西南北。所以，要招来民众，先创造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虽不招而民自至。如对他们有害，虽招而不来。所以说；“召远者使无为焉。”）

上述“富国安民”的基本原则在司马迁看到的《乘马》、《九府》、《轻重》三书中得到了充分地说明。《乘马第五》“大数”部分区分了“无为”的帝、王、霸三个不同层次，上面说：“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

《九府》书的核心，《国蓄第七十三》将使民自循、自试（使）、自至之道与国家商品的储备、货币的发行直接联系了起来，进而强调国家调节人民利益、主导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国蓄》开篇就说：

“国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于用，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故人君挟其食，守其用，据有余而制不足，故民无不累于上也。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意为：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国君有经营山海的大量收入，而人民的用度不充足，人民就想用自己的功业换取君主的金钱。所以，国君能控制粮食，掌握货币，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粮食，是人民生命的主宰；货币，是人民的交易手段。所以，善于治国的君主，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

《揆度第七十八》谈到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时，也是从储备、调节（夺予）和自使三方面递进说明的。上面说：

“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贾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且天下者，处兹行兹，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意为：要做到一年耕种，够五年吃，就把粮价提高五倍来促进；要做到一年耕种，够六年吃，就把粮价提高六倍来促进。如果能这样，两年耕作的产量就可能够十一年的消费了。对富者能够夺取，对贫者能够给予，才能够主政天下。而对天下的人们，能使之安于这项政策，遵行这项政策，这样，就可以统一调度了。对于天下的人们，驱使他们不要明白表示驱使，利用他们不要明白表示利用。因此，善治天下的君主，不直接说出驱使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直接说出利用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

《轻重》书中，《轻重己》开篇就指出道法天地、因时制事的重要性。上面说：“清神生心，心生规，规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历，历生四时，四时生万物。圣人因而理之，道遍矣。”

作为黄老思想的重要经典，《管子》中富国安民的无为之道同《老子》主旨相通，只不过《老子》一书的记述更为精练，更加哲理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先贤讲的“无为”，实际上是“为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对包括市场在内的一切都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是按照自然秩序，行因应之道。十八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在引入“无为”概念时将其理解为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可谓大谬。

所以《管子》一书一方面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要节制资本，防止不受约束的自由商业阶层破坏社会整体的平衡。

人们要交易有无，就要有市场，市场是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的重要制度。不过市场的作用远非如此，它还有直接促进生产的作用。《管子》的作者强调，“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乘马第五》）“（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问第二十四》）“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善而末事起”。（《侈靡第三十五》）

 在市场经济中，一定要防止大的商业资本破坏社会整体的均衡。《国蓄第七十三》中说：“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揆度第七十八》还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

《管子》的作者不断强调节制资本，去兼并（并兼）的意义，防止兼并后来成为历代政治家关注的主题。《轻重甲第八十》中说：“今欲调高下，分并财，散积聚。不然，则世且并兼而无止，蓄余藏羡而不息，贫贱鳏寡独老不与得焉。”《轻重乙第八十一》还说：“吾欲杀正商贾之利而益农夫之事。”

反映到具体政策上，《管子》的作者一方面一以贯之的反对后世儒家以轻税为特征的自由主义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反对对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实行计划经济式的管理，认为“官百能”会使人失去积极性。

《立政第四》上指出发展水利、畜牧业、林业、工业等“五事”同样重要，光实行轻税政策不行。上面说：“国之所以富贫者五，轻税租，薄赋敛，不足恃也。”《山至数第七十六》通过对虚似人物梁聚轻税思想的批判，指出政府必须集中财力，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管子》的作者反对轻税并不意味着主张收重税，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税收调节社会财富的作用显然没有西方社会中那样突出，难怪梁启超称《管子》以不收租税为基础的财政政策为“无税主义”。

《管子》的作者反对用计划经济的方法，征发普通百姓进行生产，认为那样会导致百姓对政府的痛恨，人心涣散。最好的办法是让民间商业自由发展，政府调节市场。《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在论及“官山海”的具体政策时，以铁的生产为例说：

“桓公说：‘（衡对我讲）请下令砍伐树木，鼓炉铸铁，这就可以不征税而保证财用充足。’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如果派罪犯去开山铸铁，那就会逃亡而无法控制。如果征发百姓，那就会怨恨国君；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则必怀宿怨而不肯为国出力。开山冶铁未见其利，而国家反遭内败了。所以，良好的办法不如交给民间经营，算好它的产值，计算它的赢利，由百姓分利七成，君主分利三成。国君再把轻重之术运用在这个过程，用价格政策加以掌握。这样，百姓就奋力劳动而甘听君主命令了。’”（原文：桓公曰，“衡谓寡人曰：‘……请以令断山木，鼓山铁。是可以无籍而用尽。’”管子对曰：“不可。今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竟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杂之以轻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则民疾作而为上虏矣。”）

 管子这种公私相分、公私兼顾的经营模式，不直接税于民的财政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民间将管子奉为“盐神”，至今香火不绝。汉武帝时代，管子盐铁专卖、公私兼顾的思想仍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贯彻。当时桑弘羊主掌经济，他一方面抑制兼并，防止剥削（役利细民），另一方面将孔仅、东郭咸阳那样的商人吸纳进政府，让他们为国效力，其治绩是显著的。据《史记·平准书》载：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元狩六年）“大农奏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话说：‘山海是天地藏物的大仓库，都应该属于少府，陛下不为私有，命属于大农作为赋税的补充。请准招募百姓自备经费，使用官府器具煮盐，官府供给牢盆。一些浮游无籍的人欲独占山海的利益，求取财富，奴役贫民取利。他们阻挠此事的议论，听不胜听。建议敢于私铸铁器、煮盐的，钛其左脚趾，没收其器物用具。不产铁的郡设置小铁官，隶属于所在县。’于是使孔仅、东郭咸阳乘着传舍的车子到各地去督促实行官办盐铁，建立官府，除授原来经营盐铁的富家为吏。”（原文：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浮食奇民擅管山海之货，以至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使孔仅、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

综上所述，超越计划与市场的形而上学争论，我们看到了《管子》轻重诸篇中蕴含的市场之“道”——公私相分，国家参与其中并主导的市场经济——那里的私有产权不是绝对的，那里的市场不是放任的。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