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市场高度复杂化的时代，没有自己的金融理论，人云亦云，就很容易落入别人设好的、用经济学花言巧语点缀的金融陷井。薛暮桥先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就指出：“现在美帝国主义仍在用通货膨胀来掠夺各国人民，他们抛出大量美元纸币和短期债券，向各大洲投资、贷款和掠夺物资，并向他们转嫁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非洲和其他地区有些新独立的国家还没有发行自己的货币，仍让美元、英镑、法郎等在自己的市场上流通；或者虽然发行自己的货币，但同这些外国货币保持固定的联系，以致外国货币仍在自己市场上占优势地位．不能不忍受外国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我们抗日战争时期对敌货币斗争的经验．对这些国家还有现实意义。”（《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 158页。）

三十年后，重读薛暮桥先生上面这段话，简直振聋发聩！

首先，面对此次金融危机，西方经济学的确已经让人感觉到捉襟见肘，人类需要全新的思路解决金融问题。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不禁疑问：“很少有经济学家对即将到来的金融危机发出预警。恐怕更为糟糕的是，他们对如何摆脱经济危机也没有提出建设性的办法……难道经济学要有一个大的变革么？难道我们要烧毁现在的教科书而从头再来么？”（Dani Rodrik，Fault lies with economists, not the economy，taipei times，Mar 13, 2009.）

再次，美国目前主要是通过开动印刷机，弥补巨额赤字，美元购买力的销融极大地损害了美元的信誉；中国拥有大量美元外汇储备，我们应该如何作？单靠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自由兑换连自保都难，热钱仍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我们应主动运用管子的轻重之术和薛暮桥长期实践中看到的“良币驱逐劣币”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用人民币驱逐美元，摧毁历史形成的美元霸权，打赢这场由华尔街不负责任的银行家挑起的货币战争——否则，我们也将像那些非洲国家一样“不能不忍受外国货币贬值所造成的损失”。

参照历史经验，笔者认为具体实施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壮大国家资本。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建设，一个是重建国家行业、商业管理体系，履行物资的吞吐功能，二是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机制，根据国内物价水平和实际需要控制发行量。作到“量资币，权轻重”，保障国家利权——只要我们手里有商品，国家有主权，就不怕国际市场的波动和西方资本利益集团的阴谋。那时，他们会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恶毒攻击我们，说我们违反这个规则，违反那个原理。这时，我们要应用中国本土经济理论为自己理直气壮地辩护，难道只有给人类带来环境灾难和贫富鸿沟的西方经济学才是人类唯一的经济学体系吗？

2、将中国多余的外汇全部转化为石油、钢铁、粮食等商品，并将这些商品作为国家商业体系的储备，根据市场需求吞吐。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能应付三个月的进口量就行。显然我们的外汇储备太多了（据世界银行预计，截至2009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将达2.367万亿美元），这直接侵蚀了我们的货币主权，导致央行以外汇占款的形式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加大了通胀的压力。更可怕的是，中国目前持有的美国国债逾7000亿，美国非理性的、短视的财政政策早已将富裕的美国变成一个破产的国家（“债务美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早从美国国债市场抽身越好，不能再给美国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融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从美国国债市场进入她的股票市场，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加不稳定。

3、在国际贸易中逐步用人民币结算，或在必要时采取以货易货的形式。薛暮桥在山东时，对于食盐、花生油这些敌人不得不消费的产品，垄断专营，且全部用抗币结算，比如本地的“合法”商人要将花生油“出口”到敌占区的上海，或者上海的“合法”商人到边区来购买花生油，不但要按根据地工商局制定的价格购买，而且要支付抗币（或金条）。这种政策不仅造成贸易出超，也极大地巩固了抗币的地位。

尽管人类还没有统一为一个政治实体，但中国一定不能步美国的后尘，用乱发货币的方法公开掠夺其他国家。美国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它没有长期使纸币的经验，中国宋、元、明、清四朝发行纸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乱发纸币几乎等于经济上的自杀。因为良币迟早驱逐劣币，劣币早晚要退出历史舞台。

以明朝为例，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至洪武二十七年改行纯纸币流通制度。但明成祖时已经出了“钞法不通”的问题，当时都御史陈瑛建议用盐回笼宝钞，他说：“比岁钞法不通，皆缘朝廷出钞太多，收敛无法，以致物重钞轻。莫若暂行户口食盐法。天下人民不下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诚令计口纳钞食盐，可收五千余万锭。”（《明史•食货志五•钱钞》）明成祖采纳了他的建议。但在他的儿子明仁宗时又出现了“钞不行”的问题。这位在位仅十个月的皇帝一上台就问夏原吉“钞不行”的原因，当时夏原吉回答：“钞多则轻，少则重。民间钞不行，缘散多敛少，宜为法敛之。请市肆门摊诸税，度量轻重，加其课程。钞入官，官取昏软者悉毁之。自今官钞宜少出，民间得钞难，则自然重矣。”（《明史•食货志五•钱钞》）

但明朝政府提高纸币币值的努力并不成功，从l5世纪开始，宝钞的通货膨胀已经失控。1425年，仁宗的儿子宣德皇帝继位时，宝钞仅仅相当于其最初价值的1/4到1/7。1488年，政府公认每钞1贯折银0.003两（洪武时期规定宝钞1贯＝白银1两），只是原来价值的大约1/333。由于“良币驱逐劣币”的效应，“嘉靖四年（1525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明史•食货志五•钱钞》）明末清初顾炎武总结说：“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日知录•卷十一》）

西方殖民者从美洲运来的大量白银竟在此后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这必然是贸易严重出超的结果，哪里还有什么利权和货币主权可讲——明清两代所谓的“盛世”完全是建立在金融的沙滩之上，这一点在鸦片战争前白银大量流失时变得极为明显。

清末重臣林则徐在他那份著名的禁烟奏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对鸦片贸易导致的白银流失痛陈：“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需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36两，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若一百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两，此可核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分乎！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极少之数而言耳。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1838年11月9日，道光帝看到了林则徐的这份奏折，坚定了他禁烟的决心！

1839年1月8日，钦差大臣林则徐离京赴粤，一场轰轰烈烈地禁烟运动开始了——中国惨痛悲壮、可歌可泣的近代史由此发端！

殷鉴不远。正确的货币理论和货币主权是国家利权的基础，我们要牢牢把握实践了两千多年的轻重理论，充分运用商品/货币的轻重辩证关系，按市场规律自主发行纸币，保持币值平稳。笔者相信，这样将会创造一个没有美元霸权的崭新世界经济秩序——那时人民币将不再仅是中国人民的人民币，也会成为造福世界人民的人民币！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