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先生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当时山东有三种货币：一是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叫抗币；二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叫法币；三是日本扶持的伪政府发行的伪币。1941年，缺乏金融经验的山东省政府曾经企图用行政手段压低法币、禁止伪币，但效果极差，黑市流行，且伪币币值最高、法币次之，抗币反而最低。

薛暮桥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要稳定物价就必须驱逐不断涌入的法币。1943年6月，他们在报纸上宣布，从是年7月1日起停止使用法币，人民可以用法币换抗币。同时，根据地的银行也不再以法币作发行准备金，而是将这些法币从敌占区换回大量物资。有了这些物资，就能支持抗币的币值。他写道：“排挤法币使我们换回大量物资，能够用于支持抗币，在物价上涨时抛出物资，回笼货币，提高抗币的币值，物价就自然回落。”（《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5页）

实际上这就是《管子·国蓄》中所说的：“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

驱逐法币丰富了薛暮桥管理货币的经验，他提出了自己的经济管理理论。其基本要点是将银行发行的一半货币直接给工商局，让它购买主要商品，并赋予工商局吞吐物资的功能。他总结说：“由于根据地是在农村，货币发行应当有季节性。秋冬增发抗币，大量收购农产品。到春荒时期，则应抛售农产品，回笼抗币。这样来保持物价的常年稳定。因此，省政府决定加强工商局，使它有力量吞吐物资，稳定物价；并决定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以一半交给新成立的工商局，用来收购各种农产品，随时吞吐，以此稳定物价。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薛暮桥层讲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记者的名义去山东访问他，认为山东既无金银储备，又无外汇储备，能保持币值和物价稳定，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薛暮桥当时回答说：“我们采取的是‘物资本位’。抗日民主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勿使超过市场流通需要。我们每发行10000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根据地人民是欢迎我们这种货币制度的。他们不要黄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镑。”（《薛暮桥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 第153页。）

当时这位经济学家还问薛暮桥，美国能不能也实行这种制度，薛暮桥回答，美国现在掌握着世界三分之二的黄金，还可以实行金本位。不过他在回忆录中惊叹：“当时我万万料想不到，30年后美国也被迫放弃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货币发行数量来稳定物价。并因此而产生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学说，但比我们解放区迟了30年。”（《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0-171页。）

薛暮桥更为想不到的是，他的理论两千年前已经被我们的先人详尽地论述了。我们看《国蓄》中保护农民的手段和薛暮桥的思想如出一辙，也是国家发行货币，掌握物资，调控市场。比较来说，整体上管子的轻重术理论化程度更高。上面说：

“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人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千万贯的钱币；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千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春天用来供应春耕，夏天用来供应夏锄，一切农具、种籽和粮食，都由国家供给。所以，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

显然，薛暮桥并没有注意到国家掌握商品和货币还能发放农贷，进而节制资本——这是管子思想的高明之处。

另外我们看薛暮桥讲的“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这段话，它们也是直接源自《管子》一书。《管子•国蓄》的原文是：“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段话为历史上为许多学者所引用。到了薛暮桥那里则成了“饥不能食，寒不能衣”。

（节选自翟玉忠《国富策——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该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