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刊载于1974年9月8日《人民日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撰写的文章。此文创作于新中国前三十年，不可避免地具有那个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痕迹。然而，这篇创作于1974年的文章对于秦朝“二世而亡”的分析，极具见地，极有价值，极有启发。
两千一百多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初步统一的国家，这就是秦始皇领导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这样一个颇有新兴阶级革命朝气的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不久就灭亡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是怎样发生的?
历代的孔孟之徒，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大量的谎言。他们把秦王朝灭亡的原因，统统归罪于秦始皇，归罪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这全然是对历史的歪曲！ 一、沙丘反革命政变和秦始皇法家路线的中断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1】在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秦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复辟和反复辟的激烈斗争。统一以后，这种斗争并没有结束。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拼死的挣扎。他们有的在朝廷和宴会上公开跳出来鼓吹分封制，反对郡县制；有的“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大造反革命舆论，诋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有的更名改姓，潜伏下来，伺机变天；有的甚至赤膊上阵，进行卑鄙的暗杀活动。混在秦政权内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赵高，就是复辟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赵高本是赵国旧贵族的后代。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他全家成了秦王朝的官奴婢；赵高本人也做了宦官，“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这个家伙怀着满肚子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仇恨，采用韬晦之计潜伏在秦王朝内部，表面上装作拥护秦始皇，当上了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的法律教师，“得幸于胡亥”，并且窃取了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的职务，篡夺了秦朝中央的一部分权力。秦始皇出巡的时候，他竟成为身边随行的几个近臣之一。 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当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死亡。赵高看见篡夺大权、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时机已到，立即跳出来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车马卫队和用来传达朝廷命令、征调军队的“符玺”大权，扣压了秦始皇临终给公子扶苏的信件，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和拉拢李斯，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禁闭并害死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 赵高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发动政变的思想武器。他引证儒家经典，说什么，历史上有的夺权政变，“孔子著之”，“不为不忠”，“不为不孝”;今天发动政变正合乎孔丘之“智”。他对胡亥说，始皇临死前没有分封诸子，不搞政变你就会“无尺寸之地”。他对李斯说，秦的丞相功臣没有“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杀身死，而发动政变拥立“慈仁笃厚”、“尽礼敬士”的胡亥，就会“长有封侯，世世称孤”【2】。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几年之后，赵高如此明目张胆地吹捧孔丘，鼓吹所谓“仁”和“礼”，宣扬分封诸侯，这充分暴露了他复古倒退的反动儒家立场。在这个关键时刻，身居要职的丞相李斯，本来有可能搞掉赵高，粉碎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却受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所制约，为了维护个人的名利地位，妥协动摇，铸成大错。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巩固中央集权国家方面是有过重要贡献的，但也犯过严重错误。他在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个紧要关头，出于私心，向反革命势力退让、屈服，就是重大污点之一。 沙丘反革命政变后，秦二世胡亥完全成了赵高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事无大小辄决于高”。赵高独揽了大权，立即向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展开全面的反扑。他推行了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3】的反动政治路线。这些所谓“余民”，所谓“贱者”、“贫者”和“远者”，决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是那些被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和专政打翻在地的没落奴隶主贵族。这条路线，完全是孔老二、吕不韦“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的继续。在组织路线上，赵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安插亲信，网罗死党，让他的女婿阎乐当上了首都咸阳令，他的弟弟赵成当上了郎中令。同时“更为法律”，篡改了以坚决镇压奴隶主反动势力为重要内容的秦法。在秦二世元年初，“大赦罪人”，把秦始皇执政的时候关押的罪犯放出监狱。另一方面，则向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儒家搞复辟倒退，从来是杀人不眨眼的，极其残暴狠毒的。赵高煽动秦二世“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4】，杀害了蒙恬、蒙毅、去疾、冯劫等著名的文武大臣和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公子、公主。牵连受害者不计其数。最后，连李斯也没有被赵高放过，终于“腰斩咸阳市”，并“夷三族”。对各郡县地方官，也大规模地进行了清洗和杀戮。到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〇七年)，终于又杀害了秦二世，并且公然提出恢复分封制。 赵高篡权以后，还大大加重了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弄得“黔首振恐”。在埋葬秦始皇的时候，恢复了奴隶制时代的“人殉”，“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甚至还把许多修坟的工匠活活封死在墓中，“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5】。这种惨绝人寰的残暴行为，是历史的倒退。他们恢复了阿房宫的修建，并征调五万人为屯卫，“令教射狗马禽兽”。“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结果，京师的粮食草秣都严重不足，又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粮草入都。秦始皇的时候，为了发展封建农业经济，对从事农业劳动的比较贫苦的农民(当时叫“闾左”)，规定的服劳役、兵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赵高篡权后，就大规模地“发闾左之戍”，把日益沉重的徭役负担直接加在贫苦农民的头上。种种倒行逆施，都是想要使贫苦农民重新沦落为奴隶。他们还采用残暴的刑罚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6】。 这些情况说明，在沙丘反革命政变之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已经中断，而被赵高代之以复辟的儒家路线。赵高复辟集团虽然没有来得及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始皇帝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它的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赵高篡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元前二○九年夏天，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很快就推翻了赵高、胡亥的反动统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激化是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赵高篡权是秦朝灭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二、驳“法家亡秦”论 秦王朝迅速灭亡到底是不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7】，推行了法家路线的结果？这是历史上儒法论争十分激烈的一个问题。历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这个题目攻击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线。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学着他们的腔调，写了“论秦”三条，对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 孔孟之徒叫嚷说：秦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穷兵黩武”，“内平六国”，“北却强胡”。林彪也攻击秦始皇“轻启战端”。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秦始皇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公元前二三〇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关东六国的诸侯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一种是公元前二一五年，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这两种战争，前者结束了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者反击了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中原广大地区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战争都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消灭诸侯割据局面所用的“兵”，抗击匈奴奴隶主侵袭所用的“武”，都是完全必要的。“内平六国”，“北却强胡”，不但不是秦朝灭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兴盛的两个重要条件。只有那些在社会制度上主张倒退，在侵略者面前主张投降的儒家无耻之徒，才会对此进行丧心病狂的攻击。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比起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任何时候，战争都大大减少了。春秋时期的二百四十年间，仅在鲁史上有记载的，列国间的战争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次数频繁。其中很多是非正义的割据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西汉的贾谊说：“诸侯力政，……兵革不休，士民罢〔pí音皮〕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8】。这段话，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统一前后的实际情况，也是对儒家恶毒攻击的一个驳斥。 孔孟之徒的反动宣传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赋敛无度”。林彪也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攻击秦始皇“苛赋税”。这是儒家反秦的老调。西汉的反动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信口开河，胡说什么：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9】。此言一出，竟成了后代孔孟之徒攻击秦始皇所引据的经典。一提起秦始皇的赋税徭役，便开口“二十倍”、“三十倍”地念下去，好不吓死人也。 儒家鼓吹的那个“古”，果然是那么“轻徭薄赋”么？完全是无耻的伪造！ 在奴隶制度下，哪有什么徭役、赋税制度可言！那时候，千百万奴隶戴着沉重的枷锁被束缚在“井田”上从事艰苦的劳动，甚至被活活杀害作为“人殉”和“人牺”，他们连自己的身体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和牲畜一样，没有做人的权利，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手工产品，全部属于奴隶主。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进步。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奴隶的劳动力，吸引了关东六国的很多劳动人民跑到秦国去，这就说明在秦国的封建制度下人民生活比在有大量奴隶制残余的关东六国的人民生活好。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从法律上承认了由奴隶逐渐变为农民的人们的新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秦始皇奖励发展封建农业经济的政策促进下，生产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当然，秦朝是地主阶级专政的王朝，秦朝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是残酷的；但比之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这个历史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人民的负担是重还是不重，还要看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不断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奖励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大兴水利工程，修驰道，通水路，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这些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秦朝人民负担虽然不轻，而在秦始皇在位期间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未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生产有了发展。 秦统一前的诸侯割据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虽然基本上已经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的发展仍然受到诸侯割据局面的严重阻碍，人民的实际负担在社会产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加以那时候，小国除了要维持自己的军队、国家机关和满足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以外，还常常要向大国奉献十分苛重的贡赋，这些负担全部落在小国人民的头上。即使是象战国七雄那样的大国，也常常征发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出征打仗，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少了，人民负担就不能不加重。比起诸侯割据时期的这些情况来，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人民负担，相对地说是减轻了的，又哪里有几十倍苛重的问题呢？在秦始皇执政时期，为了鼓励发展农业，规定贫苦农民(即“闾左”)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只做“正卒”一年，“戍边”一年。何况，秦统一后人民的负担中，有些是为了抵御匈奴奴隶主的侵扰。 面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是抵抗还是不抵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抵抗，人民当然要有较多一些的负担。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势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难。为抵抗匈奴奴隶主的侵袭而动员人力物力，这怎么能和诸侯割据混战时期的情况相提并论呢？ 至于儒家说的什么秦始皇“残暴”，无非是指他消灭了六国诸侯，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焚书坑儒。林彪也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别有用心地攻击秦始皇“不民主”。其实，消灭六国诸侯，焚书坑儒，都是革命行动，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巩固新兴制度所必需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秦始皇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农民当然也是实行暴力统治的；但儒家所说的秦始皇的“残暴”，显然并不是指这个方面，而是指他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镇压。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是代表没落反动阶级的儒家。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却十分毒辣凶狠。他们对革命人民和法家的镇压和屠杀，手段之残暴无所不用其极。这帮反动家伙对革命人民哪里有什么民主？在他们拚命要恢复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对奴隶有什么民主？赵高这个儒，代表着没落奴隶主势力，他上台后，就疯狂屠杀了大批法家革新派。他对革命的劳动人民的镇压，就更加凶恶了。儒家杀人的血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复辟势力上台，革新者就会人头落地，广大劳动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对于复辟势力，只有实行专政，实行独裁，才能巩固新兴的社会制度，巩固国家的统一。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些反革命的儒、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存在，正是赵高篡权、妄图复辟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乘农民起义之机大搞复辟活动的反动力量。 三、秦末农民大起义与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 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10】。秦朝是地主阶级大一统王朝。从新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对抗性的矛盾。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应该从这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中去寻找。 秦始皇毕竟是一个帝王，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一点上，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他修造阿房宫、骊山墓，滥用了民力，妨碍了生产，激起劳动人民的反对。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小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但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也正在不断调整，大体上是相适应的，生产力有所发展。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打击矛头主要指向六国旧贵族，指向以儒家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焚书坑儒”，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是广大农民所拥护的。当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的程度。 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赵高篡权以后，中断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逐步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社会性质虽然还没有根本的变化，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却大大加重了。这种奴隶主式的残酷压榨，使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起来，导致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并没有按照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的主观愿望向后倒退，而是恰恰相反，赵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秦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赵高操纵的正在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权，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这在客观上也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扫清了障碍。 赵高把持的反动政权是当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的主要障碍，不推翻它，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对于赵高的反革命行径曾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斗争。在赵高篡权之际，蒙恬、蒙毅看出了赵高是“孽臣逆乱”，上书反抗。在赵高篡权之后，李斯逐渐认清了赵高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想要起来进行斗争，曾上书揭露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建议秦二世铲除这个国家的祸害【11】。他们受时代、阶级和自己的思想的局限，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而不是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军事、政治力量进行斗争，不依靠当时整个新兴阶级的力量，更不知道也不可能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而且，大势已去，悔之晚矣！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而遭到复辟势力更狠毒的迫害和杀害。在赵高的反动统治下，“宗室振恐”，“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革命农民身上。农民革命的风暴一起来，赵高操纵的这个貌似强大的反动政权，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了。 “散处闾巷之间”的“六国公族”是推行法家路线的又一障碍。秦始皇当权的时候曾通过迁徙、收兵器、焚书坑儒等措施，对六国旧贵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防范和镇压。但是，地主阶级毕竟也是剥削阶级，它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对旧贵族采取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措施的局限性，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除这些复辟势力。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这些以各种伪装潜伏在各地的反动家伙乘机纷纷跳了出来，也要“造反”，有的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企图借农民军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野心，“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12】；有的拥兵自立，割地称王；有的妄图用儒家的反动理论影响起义军领袖，以改变农民斗争的方向。农民革命的英雄们饱尝了诸侯割据的苦难，坚决粉碎了复辟势力“立六国后”的阴谋。农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陈胜坚决拒绝了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孔丘后代孔鲋要他“兴灭继绝”的反动说教，他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毅然决然地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后来，由于六国旧贵族和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反动儒生的破坏和起义队伍本身的某些弱点，陈胜、吴广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在农民大起义期间，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农民军的沉重打击。原关东六国各地仍然保存着的奴隶制残余也被进一步扫除。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在秦末农民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这场大搏斗又以法家路线的胜利而结束。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在女政治家吕雉和法家萧何、张良等协助下，为创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斗争。刘邦、吕雉以后，文、景、武、昭、宣几个皇帝也都是坚持法家路线的。他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斗争，基本上打垮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打败了不断侵扰的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捍卫了新兴制度和国家的统一。秦始皇开创的大一统局面，到汉武帝的时候基本上得到巩固。正是在秦皇、汉武这个时代，我国初步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注释：
【1】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 【2】，【4】，【6】《史记·李斯列传》 【3】，【5】，【8】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7】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9】班固：《汉书·食货志上》 【10】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11】章太炎：《秦政记》 【12】司马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