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常常把秦二世而亡作为法家制定的秦法是暴法的证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影响所及，连国外关于中国历史的教科书也认为，西汉承秦制最多只是行政结构上的继承，而不是治国理念上的继承。直到1973年长沙马王堆黄老帛书的出土，真相才大白——所谓黄老思想的核心就是齐法家，西汉和秦一样是法家治国。

要解释秦二世而亡的真正历史原因，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陈胜吴广为什么要起义。

陈胜、吴广起义起因见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秦二世元年七月，征调居住在里巷左边的贫民去防守渔阳，一共有九百人驻扎在大泽乡。陈胜、吴广都编在这次征发的行列，当了屯长。恰遇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他们估计已经误了到达渔阳规定的期限，而按照法津规定，这是该杀头的。”（原文：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

自古以来，军事集结不到位都要受到严惩，“失期当斩”无认论如何都不能证明秦法残暴。西汉名将李广就是因期会失道，怕受法律制裁引刀自刭的；《国语•鲁语下》孔子也说过：“从前大禹召集群神到会稽山，防风氏违命后到，大禹杀了他，陈尸示众。”（原文：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史书记载，西汉时《军法》有诸多“畏懦当斩”、“逗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的规定。1983年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法律文书也有类似法律。

除了军法，秦律对徭役失期的惩罚是很轻的，看不到一丝酷法的痕迹。《睡虎地秦简·徭律》中有：“御中发征，乏弗行，赀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至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其得也，及诣。水雨除兴。”，这里“御中征发”指地方官征发服役者为朝廷官府服役。即使徭役不去也只是罚二副甲；失期三至五日只是斥责一下；失期六至十日，罚一盾；超十天，罚一甲；如遇大雨，可免除此次征发，无所谓处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法不是暴法。秦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秦二世胡亥背叛了法家治国理念，而不是像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贯彻法家治国理念。

由于胡亥继位本身就是一场阴谋的产物，为了剪除异己，他听从赵高“严法而刻刑“的建议，将法家渐推向了严刑峻法的反面。在此意义上，陆贾在《新语·道基第一》中说“秦二世尚刑以亡”是对的。

《史记·李斯列传》详细记载了“胡亥更法”的细节：赵高说，“实行严峻的法律和残酷的刑罚，把犯法的和受牵连的人统统杀死，直至灭族，杀死当朝大臣而疏远您的骨肉兄弟，让原来贫穷的人富有起来，让原来卑贱的人高贵起来。全部铲除先帝的旧臣，重新任命您信任的人并让他们在您的身边。这样就使他们从心底对您感恩戴德，根除了祸害而杜绝了奸谋，群臣上下没有人不得到您的恩泽，承受您的厚德，陛下您就可以高枕无忧、纵情享受了。没有比这更好的主意了。”二世认为赵高的话是对的，就重新修订了法律。（原文：赵高曰：“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髃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为法律。）

在李斯曲意求荣上了《行督责之术》后，直接继承西周明德慎罚思想，法家简令谨诛、赏罚当符的法制原则被彻底抛弃了，刑杀成了胡亥的统治方式，《史记·李斯列传》上记载，这封答书上奏之后，二世看了非常高兴。更加严厉地实行督责，向百姓收税越多的越是贤明的官吏。二世说：“像这样才可称得上善于督责了。”路上的行人，有一半是犯人，在街市上每天都堆积着刚杀死的人的尸体，而且杀人越多的越是忠臣。

贾谊之后，儒生们继续散布是法家政治导致秦国灭亡的历史谎言。在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的盐铁会议上，那些儒生们指出，是“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他们当面质问西汉重臣桑弘羊：“商鞅严于刑法，崇尚财利，使得秦国人无法生活下去，一起到秦孝公那里去啼哭。吴起兴兵打仗，攻城掠地，使得楚国人心骚动不安，一起到楚悼王那里去哭泣。从此以后，楚国一天比一天危急，秦国一天比一天衰弱。”

桑弘羊显然比今天许多人更了解历史真相，也更理性，他反驳说是二世、赵高亡秦，而非商鞅，更非法家。他说：秦国任用商鞅，国家因而富强，后来终于兼并六国而完成了帝王的统一事业。到了秦二世的时候，由于奸臣独断专行，合理的法律制度得不到实行，旧贵族叛离，使得秦朝灭亡。正如《春秋》上说的：“不说这个了，因为祭仲已经死了。”善于唱歌的人能使别人接续他的歌声，善于制作的人能使别人继承他的事业。原始的椎车变成有轮辋的车子，是相土改良而成的。周朝的建国事业能完成，是周公出力的结果。如果有裨谌为郑国起草政令，而没有子产来修改润色，有周文王、周武王制定规章制度，而没有周公和吕望的配合，功业也是不能成功的。现在你们用赵高篡权而使秦国灭亡这件事来攻击商鞅，就好像用崇侯虎扰乱殷政这件事来指斥伊尹一样啊。

不过，贾谊看到了秦始皇时代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财政政策的极度膨胀，司马迁也说秦始皇“轻民力”。据统计，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全国服役者达200万。当时全国人口约2000万，即1/10的人口脱离了生产。到胡亥时，赋税甚至增加到超过农民收入的2/3。今天，面对长城、秦始皇陵、灵渠、驰道这一个个古代奇迹，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伟大王朝为之耗尽了心血！

刘邦和他的谋士们汲取秦国灭亡的教训，一方面采用了秦国的立国根基法家思想，另一方面改变了秦朝过度膨胀的财政政策，尽可能紧缩财政，即使受匈奴之辱也靠和亲忍气吞声。

汉承秦制，是汉朝继承了秦法家的法律制度和治国理念，“伐无道，诛暴秦”在刘邦那里不过是一个政治口号！《汉书·刑法志》载：汉王兴起后，高祖刚开始进入关中，就以三条法令相约束，说：“杀人的人要判死刑，伤害别人以及盗窃的人要负他应负的罪责。”免除繁多苛刻的刑法，人民大为高兴。这之后，四方少数民族并没有归附，兵事也没有停止，三条法令不足以防止邪恶的人，于是相国萧何采集秦朝法令，选取其中合乎时宜的，制订了九章法律。（原文：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益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法九章。）

入咸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的萧何是如何“捃摭秦法”的呢，由于秦汉律在南北朝时期已经散佚，后人很难断言。《张家山汉简》与《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汉律继承了秦律，恢复了法家治国！

（节选自翟玉忠《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