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固阳秦长城） 如同一个强壮的小伙子忽然身死，秦亡特别让人喟叹。《剑桥中国秦汉史》有一节《崩溃的原因》，归纳了秦亡的5个原因：一是残暴和剥削严重，二是秦始皇及二世不愿纳谏、子婴则软弱，三是没能吸取历史教训，四是陈胜、吴广起义，五是好大喜功。而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从盛世看末世 这些年来，笔者专注中国历史王朝兴衰问题，全面梳理历史上43个盛世(含治世、中兴)，着重探究15个中兴，剖析12个王朝的最后10年。这一系列看下来，有一个词逐渐浮现、加强，这就是“华丽转身”。 “华丽转身”是现代词，指从一种社会角色形象转变为另一种社会角色形象。转身是改变，华丽则强调这种改与变是朝着积极的、好的、公众认可或期望的方向。这华丽引申到政治，就是古人所谓“皇道开明”，现代所谓“文明执政”。对一个帝王来说，这才是关键。 历史上，不论中外，没有几个国家或王朝政权的取得来自和平。夺权之后的行动，才分出统治者的高下。有些帝王迅速华丽转身，尽量告别暴力，即使当时没有形成盛世，也打下了良好基础，二三代之后步入盛世。更多帝王迟迟不肯华丽转身，一根筋暴力下去，没亡在自己手里的，也坚持不了几代。汉光武帝刘秀、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隋文帝杨坚、宋太祖赵匡胤、宋高宗赵构、明太祖朱元璋，都是开国即盛世。周成王、宋文帝刘义隆、齐武帝萧赜、唐太宗李世民、后唐明宗李嗣源、清圣祖康熙等，二三代才开创盛世。所谓中兴，南宋人王观国评价为“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从前辈那里接过来的就是“王道衰”的班底，再不华丽转身就来不及了。 “开元盛世”如日中兴，可就在这时爆发“安史之乱”。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中分析：“安史之乱从根本上动摇了唐朝的统治根基，使得唐朝处于濒临灭亡的危机境地，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唐王朝却又稳住了阵脚，竟然又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命脉。究其原因，应该说与蕴含在唐朝内部的柔性结构所具有的强韧性有关。”这种蕴含在王朝内部柔性结构的“强韧性”，就是盛世的结晶。有了这种“强韧性”，唐朝能够承受意外打击。而秦统一虽然迅猛，但由于没有“强韧性”，像钢一样，看似无比坚硬，但其实很脆，经得起高压，却经不起打击，一打就断。人算不如天算，百密一疏，意外防不胜防。韧性的强度，或者说有没有盛世，稳定发展期长短，决定一个王朝寿命的长短。 从暴君到明君 将一个人物简单标签化，很容易一叶障目。 面对春秋战国那礼崩乐坏、烽火连天的局势，许多有识之士挺身而出，所谓诸子百家，都在积极寻求解救之道，只不过多数人都失败了。秦始皇收拾了那么大的乱局，应该说功莫大焉。 
（秦朝修建的灵渠） 统一之后，秦始皇仍然励精图治。《史记》载：“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当时文件刻在竹简上，一石约为现代30公斤。我们难以想象那一石文件相当于现在多少页A4纸，但不难想象每天过手过目30公斤物品是否轻松。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记载了始皇帝的主要作为：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定官制、改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收民间兵器铸乐器，前220年西巡、筑国道，前219年东巡封禅、凿灵渠，前216年查核田亩，前215年伐匈奴，前214年击南越、筑长城。柏杨“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却破例赞秦始皇“做出了几乎比此后两千年大多数帝王所做的总和还要多的事”。 但这一系列大事，对于一个历经几百年战乱之后刚刚统一的国家来说，确实难以承受。史书描述其时“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惨不忍睹。如果说伐匈奴、击南越、筑长城出于无奈，那么造宫殿和骊山墓可以暂缓吧?超出实际能力的事，就难免用暴力实施了。最糟的是“焚书坑儒”，虽然坑儒存在很多争议，但就像《剑桥中国秦汉史》所说，“它使后世的文人对秦帝国产生了持久的反感”。 然而，秦始皇显然也有华丽转身。他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所以从体制上挖掉了诸侯混战的根源。统一度量衡、凿灵渠都关系经济民生;收兵器铸乐器则极富象征意义。深入历史，还可以找到些耐人寻味的细节。秦始皇聘有70位学者，授以“博士”官衔;又为博士召2000多名学生，称“诸生”，并“尊赐甚厚”。这“博”与“诸”说明没什么独尊。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的秦简表明：公元前214年被调派服徭役的12名犯罪男子，每日工资8钱，除去伙食费可余6钱。一天收入扣除伙食费可余3/4，这并不太像“劳改”。公元前215年北巡时，秦始皇令李斯代撰《碣石门辞》，其中有句：“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即使这不是现实写照，至少表明秦始皇有这样的理想，与儒家所追求的并不矛盾。可见秦始皇不是不想华丽转身，只不过没转成功，或者说没来得及转成功，就被贴上“暴君”的标签了。 从恩人变敌人 直到秦始皇死，秦朝局势比此前此后许多政权变易之时看起来更平稳。公元前210年上半年，秦始皇东巡至云梦祭虞舜，到会稽山祭大禹，眺望南方战场，也许还想继续南下呢，哪有半点土崩瓦解的迹象?然而，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这种稳定并不是太平，它只是缄默而已。” 就在这时，秦始皇病倒，局势也随之如山而倒。大公子扶苏曾公然为儒生辩护，被逐边境督军，这是秦始皇犯的一个致命错误。但辞世前夕，秦始皇遗诏扶苏接班，说明他仍有转身之心。不想这重大时刻出了意外，大臣赵高与大将蒙恬之间有怨，赵高便篡改遗诏，赐扶苏与蒙恬死，而让另一个公子胡亥继位。至此，局势还不算最坏。胡亥少时跟赵高学法律，时年23岁。此时距陈胜揭竿而起还有整整一年时间，刘邦起兵更是在其后，胡亥仍有时间华丽转身。问题是胡亥根本没有此心。 在这里，姑且不抨击赵高、李斯之流，因为任何时候都有恶人。也不应抱怨六国后人复辟，给了你十几年时间，为什么还不能让他们“悦服”?如果没有陈胜带头，他们何曾有过反抗?关键是胡亥这不肖之子认贼为父，贪图享乐，像木偶一样任恶人摆布，一根筋错到死。 当时起义军势如破竹，火烧眉毛，胡亥、赵高、李斯之流还在那里内耗，直到赵高杀了李斯，胡亥终于意识到危险，怒责赵高。赵高怕了，逼胡亥自杀，拥立其侄子婴。子婴不是傻瓜，赵高派人请子婴去受玺即位，子婴称病。赵高信以为真，前往探望，一进门便被杀。 子婴也许不凡，但为时已晚。继位第46天，刘邦的军队即入咸阳。子婴不愿再连累百姓，放弃抵抗，向刘邦投降。强大无比的秦帝国仅存15年零47天。 说到底，还得追究秦始皇。由于他没能及时华丽转身，虽然干了一堆大事，但人心尽失。想想拓跋濬当时，年仅12岁，能有多少大智大勇，还不是靠左右大臣?可是，秦始皇遗诏被篡改之时，为什么没有其他人站出来阻止赵高、李斯，使胡亥这个年轻人悬崖勒马?胡亥娱乐至死，继续横征暴敛修阿房宫，而将各地越来越猛烈的内战误以为鼠窃狗偷。直到战火烧到距咸阳仅30公里的戏水，胡亥才如梦初醒，慌忙赦免骊山修墓的数十万刑徒，发给武器，鼓动他们拼死抵抗。这之前，那么多文官武将干什么去了?别忘了，陈胜、吴广们大都只是没经武装训练的农民，而官军十几年前曾横扫中原，军心民心都丢到哪里去了? 从折线转射线 如果将秦王朝的历史用线条描画出来，折线形最形象，上升线11年，下降线4年，顶端只有公元前210年一个点，飙升后如跳楼般坠落，如钢条戛然而断。 隋朝与之类似，但有所不同。581年杨坚受“禅让”开国立朝，结束南北朝乱局，随即华丽转身，被誉为“开皇之治”。604年杨坚去世，儿子杨广继位，说是弑父篡权，但没有影响大局稳定，完成大运河开发，完善科举制，拓展疆土，畅通“丝绸之路”，直到609年还一派升平景象。但随后发生突变，特别是征高丽陷入泥沼，老天爷又雪上加霜，山东、河南严重水灾，各地纷纷造反，仅文献确认的反叛组织就有200多个，官军根本应付不过来，直到618年被唐取代。609年是它的顶点。这说明仅有一个华丽转身的开国帝王还不够。刘彻曾为自己辩护：“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其实，历史上哪一个国家或者王朝不是“草创”?何况如范仲淹所说：“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即使盛世，也无不隐藏着或多或少的问题。因此，即使开局转身得够华丽，也不可一劳永逸，还需要一个又一个的华丽转身，才可能形成足以抵御各种意外打击的“强韧性”。 汉唐宋明清与秦、隋等大不一样。唐朝前期有“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周之治”“开元盛世”，好比一节节火箭助推卫星升入太空，一口气兴盛137年。“安史之乱”后，相继有“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中兴”，又获得152年发展。明朝也如此，前期有“洪武之治”“永乐之治”“仁宣之治”，兴盛100余年，后期因为“弘治中兴”“隆庆之治”“万历中兴”又延续157年。如果画它们的历史轨迹，一个盛世就是一个波峰，整个王朝有数个波峰。将这些波峰的高点用曲线连起来，大致呈一个上升的弧线，如果把椭圆形圆心放置在一个坐标系的原点上，王朝上升的弧线就像第二象限中的弧线，大一些的王朝如同横放椭圆第二象限的弧线，小一些的如竖放椭圆第二象限的弧线，他们都绝不仅仅是一个折线。 谭宝信说历史上中国的疆界“像法国手风琴一样忽大忽小”，其实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一样。在亚欧大陆的历史丛林里，除了古埃及、西罗马和东罗马、奥斯曼和汉唐等帝国那样的大树，多数时候的政权都是灌木或草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一样了。人类通过深刻反省，建立了一系列国际秩序与文明准则。从此，强国不能随意去灭一个穷弱小国。正是基于此，笔者畅想今后一个国家的历史轨迹可望由椭圆形变成“射线”。射线的特点是：一是只有一个端点和一个方向，二是不可度量。在世界相对和平的时代，只要保持执政定力，不断进取，完全可望让国家的历史在一个方向不可度量地、基本平稳地发展。 回顾秦亡的教训，就是要从前车之鉴中获取教训，更从中汲取力量，开创新的盛世。 （来源：学习时报网 2018-02-0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