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庸不是“三条大道走中间”的市侩主义。或阴或阳，直道而行，顺天应人，万事得宜，就是“执其中”。进而言之，阴阳两端，皆可为“中”，关键是用之宜——这才是中庸大道！ 君子为政，当宽则宽，当猛则猛；君子为德，当仁则仁，当狠则狠。当今有些儒家大谈仁义礼智、空谈仁政王道，离中庸之道远矣！喋喋不休，害已害人，何日可止！ 宋以来，中国文弱不武的主流文化，备受侵凌的千年历史，亦与这种背离中庸之道关系巨大。 本文原载《第三届河北儒学论坛“北学实学与儒学之经世致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 在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似乎没有一个概念像“中庸”这样深刻影响中国人的国民性格，也没有一个概念像“中庸”这样被普遍误读，对整个社会造成了难民估量的危害。 这种误读甚至传到了国外。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访问苏联。斯大林问他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胡汉民回答说是中庸之道。斯大林听了之后大加讽刺：“中庸没有特性，没有立场，一下子中立主义，一下子投机主义，好像墙头草，风吹两边倒。”胡汉民听了很生气，向斯大林解释：中庸之道如射箭，射箭时正好中的，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不是不讲原则的投机。【1】 为什么高明的圣贤之学会成为“三条大道走中间”的市侩主义呢？ 笔者认为这与宋儒对中庸的解读有直接关系。 朱熹《四书集注》解释《中庸》，直接释“中”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更引程颐（1033～1107年的话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这与唐代官方定本《礼记正义》中的解释已经有极大不同。按东汉郑玄的说法，《中庸》：“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唐代孔颖达疏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者，言喜怒哀乐缘事而生，未发之时，澹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者，不能寂静而有喜怒哀乐之情，虽复动发，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行和谐，故云‘谓之和’。” “中”为心性的境界，宋以后儒者将其解释为“不偏不倚”很受容易误导人。 一、阴阳两端，皆可为“中” 另外，朱熹《四书集注》将“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释为： “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小大、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朱子恐怕是将“执其两端”理解成了“弃其两端”而“取中”，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只有“把握阴阳”两端才能达到和的境界。 的确，《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一节与上一节是联系在一上起的。其内容如下：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礼记正义》郑玄注：“‘两端’，过与不及也。‘用其中于民’，贤与不肖皆能行之也。”孔颖达人的解释更为明确：“‘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者，端谓头绪，谓‘知者过之，愚者不及’，言舜能执持愚、知两端，用其中道于民，使愚、知俱能行之。” 我们看，“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没有“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的意思，而是让“愚、知（通智——笔者注）俱能行之”。宋儒显然是受了将中解释为“不偏不倚”的影响，然后错上加错。 西汉一代儒宗董仲舒以天道言养生，直接将四季中的春分、秋分说成两“和”，将冷热两个极端冬至和夏至说成两“中”，认为中之用合于阴阳，为天地的起始，是圣人要执持的。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上说：天有“两和”而成就“二中”，年岁就在“两和”、“二中”当中，反复没有穷尽。所以北方的中（冬至）之用与阴气相合，而万物开始在阴气之下活动；南方的中（夏至）之用与阳气相合，而万物开始在阳气之上养成。那些在阴气下运动的，不得东方的和（春分）不能生长，中春就是。那些在阳气上养成的，不得西方的和（秋分）不能成熟，中秋就是……起始不发展到和，和不能生，养成、生长不发展到和，和就不能成。养成在和，生长一定和谐；起始在中，终止也一定在中。中，是天地起始、终止之处。和谐，是天地生成之原因。德行中没有比和谐更大的，而道理原则没有比适中更端正的。中是天地的美好通达的道理，是圣人所执守的。（原文：天有两和，以成二中，岁立其中，用之无穷，是北方之中用合阴，而物始动于下，南方之中用合阳，而养始美于上【当作“而物始养于上”——笔者注】。其动于下者，不得东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养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 《中庸》上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是讲喜怒哀乐的动与静。其实止与动，发与不发都可以是中庸的境界，关键是否得宜，依时而发。《中庸》上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那么什么是“执其中”呢？不是压抑喜怒哀乐的“活死人”才是“中”，真正的“中”是当喜则喜，当怒则恕，当哀则哀，当乐则乐，而不著于喜怒。董仲舒是以阴阳喻喜怒，解释“执其中”的道理。天不离阴阳之气，人亦不可失喜怒之性。他说：阴阳之气在天也在人。在人的表现为喜好、厌恶、高兴、忿怒，在天的表现为温暖、清爽、寒冷和暑热。出入上下、左右、前后，与人同在，从未停止过，没有一点留滞。其中在人的，也应该是随人而行不留滞，如同四季有条不紊地运行。喜好、忿怒、悲哀和快乐的停止或运动，这是上天所赋予的人的本性。本性当表现的时候，它们就表现出来与之呼应，这也是上天的反应。和温暖、清凉、寒冷和暑热出现的时候，它们就表现出来没有区别。如果留滞恩德等待春夏二季时，留滞刑罚等待秋冬二季时，这种做法有顺随四季的名声，实际上违逆天地的原则。在人也是在天，为什么长久滞留上天之气，让它们郁滞不行，不能正常运行……因此春季施行仁爱而寻求美善，秋季施行正义而寻找丑恶，冬季施行刑罚而使清明实现，夏季施行恩德而实现宽大。这是用来随顺天地，体现阴阳的方法。然而正在寻求美善的时候，见到丑恶就不轻饶；正在寻找丑恶的时候，见到美善便立即实行；正在追求清廉时，见到大的美善就立即举荐；正在追求宽缓时，见到大的丑恶立即去除。以便效仿天地刚刚生出万物时有衰败，刚刚衰败时有生长。因此意志想法随顺天地，宽缓、急切仿效阴阳二气。然而人类事物中应该实行的，没有留滞之处，况且对人宽恕，对天随顺，天人之道并举，这叫做把握适中。（《春秋繁露•如天之为第八十》原文：阴阳之气在上天亦在人，在人者为好恶喜怒，在天者为暖清寒暑，出入上下，左右前后，平行而不止，未尝有所稽留滞郁也，其在人者，亦宜行而无留，若四时之条条然也。夫喜怒哀乐之止动也，此天之所为人性命者，临其时而欲发，其应亦天应也，与暖清寒暑之至其时而欲发无异，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顺四时之名，实逆于天地之经，在人者亦天也，奈何其久留天气，使之郁滞，不得以其正周行也……是故春修仁而求善，秋修义而求恶，冬修刑而致清，夏修德而致宽，此所以顺天地，体阴阳；然而方求善之时，见恶而不释，方求恶之时，见善亦立行，方致清之时，见大善亦立举之，方致宽之时，见大恶亦立去之，以效天地之方生之时有杀也，方杀之时有生也，是故志意随天地，缓急仿阴阳，然而人事之宜行者，无所郁滞，且恕于人，顺于天，天人之道兼举，此谓执其中。） 董仲舒这里说得很清楚，或阴或阳，直道而行，顺天应人，万事得宜，就是“执其中”。诸君试想，如果一位中医，不用药性极寒或极热的药，只用药性很平的药，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庸医，哪里还能如调和阴阳，以平为期？ 进而言之，阴阳两端，皆可为“中”，关键是用之宜——这才是中庸大道！ 二、孔子至圣，岂止仁人 “中庸”、“执其中”、“执两用中”的思想和实践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影响到从道德到治国理念，内圣外王的方方面面。在此意义上说，国人以“中”名国，其意深矣，远非（地域）地理观念所能囊括。 从文献的记载看，三代以前，中庸之道已经树立了起来。尧舜禹三代皆重之，至商代亦然。 《论语•尧曰》记三代训辞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文意：尧说：“啧啧！舜啊！上天的大命已经落在你的身上了。诚实地护持那中道吧！假如天下百姓都困苦和贫穷，上天赐给你的禄位就会永远终止。”舜也这样告诫过禹。） 尧“允执其中”的思想亦当来自其父帝喾（音[kù]），《大戴礼记•五帝德第六十二》引孔子语说帝喾：“其动也时……执中而获天下。” 尧的继承者，帝舜孜孜探求中庸之道。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尚书类文献有《保训》一篇，讲到舜作为普通人时是如何用功的。上面说：“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稽，考察——笔者注）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易位，改变自己的地位。整句意思是舜能够设身处地，考察民众疾苦——笔者注），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惟允（允，诚信；整句意思是舜更加谨慎，重诚信——笔者注），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 《孟子•离娄下》记载商代立国君主：“汤执中，立贤无方。” 中庸之道影响如此深远，那么中庸之道在德行上是不是也执持阴阳两端呢？回答是肯定的。《尚书•周书•酒诰》中有“作稽中德”，当指阴阳兼备，相反相对，相济为用的两种德行。古圣先贤对这类德行十分重视。 《大戴礼记•五帝德第六十二》孔子论帝喾，就说他：“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这里，仁爱与威严是相对的两种德行。 《尚书•虞夏书•皋陶谟》中，舜帝的大臣皋陶提到九种德行，也是两两相对，它们分别是：“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唐代孔颖达疏：“九德皆人性也。郑玄云：‘凡人之性有异，有其上者，不必有其下，有其下者，不必有其上。上下相协，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对，各令以相对兼而有之，乃谓一德。此二者虽是本性，亦可以长短自矫。宽弘者失于缓慢，故性宽弘而能矜庄严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 大连大学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葛志毅教授认为：“此兼取相对的两端成一德，应即所谓中德，相应又引伸出中正、中和乃至中庸诸概念。《书•舜典》：‘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据孔疏所言，亦犹此九德之义。《礼记•中庸》‘执其两端用其中’，应有助于对此九德的理解。此乃追求君子道德修养之中正圆融，品性兼济周备，是对孔子中庸的提出，应前有启发。”【2】 葛志毅教授所引《今文尚书•虞夏书》原文是：“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帝是在说：“夔！任命你主持乐官，教导年轻人，使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毅而不粗暴，简约而不傲慢。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五声是根据所唱而制定的，六律是和谐五声的。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调和，不使它们乱了次序，那么神和人都会因此而和谐了。” 不难看出，这些两端之德目相辅相成，目的是达到“和”的境界。 《淮南子•人间训》中的一则故事对我们理解何谓中庸之德特别有帮助： 有人问孔子：“颜回是个什么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仁慈爱人的人。我不如他。”有人又问：“子贡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善于辞令的人。我不如他。”又问：“子路是个怎样的人？”孔子回答说：“是个勇敢的人。我不如他。”那个人就说了：“他们三个人都比你行，可是都成为你的学生，听你教诲，这又是为什么呢？”孔子说：“但我既能仁慈爱人又刚狠决断，既善于辩说又有时显得嘴笨，既勇敢又胆怯。拿他们三个人的长处换我这种应世之道，我还不情愿呢。”（原文：人或问孔子曰：“颜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 “子贡何如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 “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宾曰：“三人皆贤夫子，而为夫子役，何也？”孔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讷，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为也。”） 孔子至圣，应变无方，岂止仁人！ 我们读《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这些书，观孔子杀少正卯，武子之台用兵、夹谷之会腰斩众侏儒，即可知至圣先师孔子仁人之德的另一面——忍，刚狠。 现在有些学人，一谈儒家不是仁义礼智信，就是温良恭俭让，完全不讲圣贤能佛能魔，勇猛刚狠的德行。譬如中医医人，只知用补药，害人可谓深矣！ 三、经史相参，中庸大道 宋以后儒家极重《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认为是尧舜禹以来道统心法精髓所在。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宋儒对这十六个字的理解偏差太大。“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八个字出自《荀子•解蔽篇》所引古《道经》，其本义不是人心私欲危险，道心天理精微，而是说我们修心戒惧自省，成就大道精妙无为。笔者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义考 》一文中已经详加考证。【3】 那么，后八个字“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自哪里呢？笔者认为，上古必有类似的表述，思想核心则与《管子•法法第十六》中的“精德立中以生正”有关。上面说：“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 《管子•法法第十六》主旨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论述中庸之道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的。其中“精德”当与“惟精惟一”相通，“立中”，与“允执厥中”相通。精德是道家修行的圣人境界，《管子•内业》多是讲“惟精惟一”的大道修行，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我们不在此展开论述。 而“允执厥中”的政治意义，关键是以法正之。所以《管子•法法第十六》接着便说：“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法之侵也，生于不正。故言有辨（通辩——笔者注）而非务者，行有难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务，不苟为辩；行必思善，不苟为难。规矩者，方圜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圜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圜。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故虽有明智高行，背法而治，是废规矩而正方圜也。” 为政之器，除仁德与法治并行，亦有猛宽两端，学人当相须为用，这样才能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当然，不是说不能用较为平和的政策，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作变通。最出名的故事是“子产论政宽猛”。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载： 郑国执政子产生了病，就对（正卿）子太叔说：“我死以后，您必定执政。只有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大来使百姓服从，其次就莫如严厉。火势猛烈，百姓看着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懦弱，百姓轻视它，很多人就死在水中。所以宽大不容易。”不久子产去世，子太叔执政，不忍心严厉而奉行宽大政策。导致郑国盗贼很多，依托芦苇荡为乱。子太叔后悔，说：“我若听从他老人家的话，就不至于到这一步。”于是发兵攻打盗贼，全部杀死他们。后来盗贼稍稍收敛了一些。 孔子听说这件事，不禁赞叹道：“好啊！政事宽大，百姓就怠慢，怠慢就用严厉来纠正。政事严厉，百姓就受到伤害，伤害就实施宽大。用宽大调节严厉，用严厉调节宽大，因此政事调和。《诗经》上说，‘百姓已经很辛劳，差不多可以稍稍安稳。赐恩给中原各国，用以安定四方’，这是实施宽大；‘不要放纵随声附和的人，以约束不良之人。应当制止侵夺残暴的人，他们从来不怕法度’，这是用严厉来纠正；‘安抚边远，柔服近邦，用来安定我国王’，这是用平和来安定国家。又说，‘不争强不急躁，不刚猛不柔弱。施政平和宽裕，各种福禄都聚集’，这是和的极点。”（原文：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 君子为政，当宽则宽，当猛则猛；君子为德，当仁则仁，当狠则狠——这才是至为伟大的中庸之道。当今有些儒家大谈仁义礼智、空谈仁政王道，离中道远矣！喋喋不休，害已害人，何日可止！ 宋以来，中国文弱不武的主流文化，备受侵凌的千年历史，亦与这种背离中庸之道关系巨大。 孔子云：“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历史，又何尝不是这样！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 注释： 【1】刘达临：《孔子与性文化》，东方出版社，2012年9月，第56页。 【2】葛志毅：《释中——读清华简<保训>》，载《邯郸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3】翟玉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义考》。网址：http://www.xinfajia.net/12719.html，访问日期：201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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